1973年的春天不但来得特别早，似乎还有点儿热闹。这真是应了袁枚的那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的诗句。那浩浩荡荡的春风，吹到了北大荒广袤无垠的荒原。浩土无疆的麦地里，拖拉机的车后挂上了播种机，正在播撒着丰收的希望。 韶华流转，岁月更新，世事的变迁有时使人应接不暇。从北京探亲回到连队的张京松，给我们带来了重磅炸弹：“据可靠消息，邓小平出来当国务院副总理了。”我听了一愣，不屑一顾地摇着头，疑惑地说道：“可能吗？他可是被指定的第二号走资派啊，多年没有踪影了！”张京松笑着回答：“我们拭目以待吧！” 虽然怀疑消息的可靠性，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我们多么希望这是真实的消息啊！我心想：如果确有其事，那么政治的变革将会很快到来；空谈误国的时代也会慢慢过去。我们期待着国强民富，我们更期盼着走出北大荒。那满腔里读书的理想还在飞翔；青春的热血还在心中沸腾；殚精竭虑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向依然存在。 接着又看到了爆炸性的新闻：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宴请西哈努克亲王的晚宴上。这一次不再是传说中的故事了；这一次是邓小平的姓名赫然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了。铁一般的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了眼前。风云际会，迷雾重重，但春天毕竟来到了北大荒！邓大人啊，你若精彩，天赐安排！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我们多么向往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啊！ 不久就传来了好消息，要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知青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接着是上级机关来了通知：要求各个连队派人到团部去开招生工作会议。 这光荣的任务破天荒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团部的招生工作会议开了一天，学习国发〔1973〕39号文件。内容是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签发的时间是1973年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是由邓大人分管的，他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霹雳，响彻了云霄，振奋着人心。 从团部开会回来的路上，看到的是北大荒一派春天的景色。麦苗儿长出来了，绿油油的无边无际；路边的树木都长出了新枝。我心里想着：那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邓大人，在他上任几天后，就出炉了关于高考的文件。他这是要把经历过风雪雨霜，严寒酷暑的树木，培养成枝叶繁茂的栋梁之才啊！ 回到连队，我把文件的内容，在全连大会上作了宣读。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推荐优秀青年，经文化考试合格后去上大学。重点是要把初中以上文化的人才推荐上去。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的初中、高中老三届学生，都变成了红卫兵。他们先是批判走资派；后来发展到武斗；接着就是上山下乡。许多人把学业荒废了，应付高考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当时分配下来的名额，约五十个人中有一个可以参加高考；我们连队二百多个知青，给了五个考试名额，真正可以去读书的只有两到三个人。招生的办法是自己报名，然后一轮又一轮删选，最后留下来的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我有幸是五个人中之一。当接到高考通知书，离考试不到十天的时间了。 当年极左思想非常猖獗，被推荐去考试的知青显得十分低调，不可太多地暴露出读书的志向，要装出很随便的样子。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时北大荒正是夏锄时节，我们早晨三点钟下地劳动，天快黑了才能回到宿舍，晚上还要政治学习，没有给我们复习的时间；况且也缺少复习的资料。我不得己跑到四营中学，去找当了初中老师的顾大男，向他要了一些应付考试的资料。夜深人静时，点上一盏小马灯，躲在蚊帐里通宵达旦地做着数学题。实在太困太累的时候，就想着悬梁刺股的故事激励自己。白天的劳动一点都不能耽误。这样又困又乏地迎接着高考。 考试的时间，安排在夏锄结束，麦收开始之前。那时已经是七月份了。考试的地点，在团部的一所学校里。报到前几天，连续下了大雨。我们连队地处长林岛，出来进去只有一条土路；道路泥泞不堪，交通经常瘫痪。参加考试的知青们，只得徒步走出长林岛。从早上七点钟出发，走了七个多小时，走完了七十里路，大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到了二营的路段，有了砂石路，我们才坐上汽车。到双柳河团部考点，办好报到手续，是下午四点多钟了。 第二天在团部的医院进行体检，整整折腾了一天，都是一些常规检查：测量体重，体高，血压；再检查五官，大家都很在乎视力测试；医生给我们听了一下心肺音；还作了X射线透视。身体有问题的就直接被淘汰了。认识的知青中初中高中和小学没毕业的都有。 第三天考试，用了一天的时间。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写作。隐约记得数学应用题部分是三道题：一道二元一次方程；一道几何题；还有一道题我不会做就放弃了。语文部分是要求写一篇文章。我记得我写了一篇记叙文，内容是叙述和描写风雨之夜，知青们在场院抢收粮食的劳动场面。 考试后不久，收到一张表格，参加过高考的知青，都要填写志愿。表格是连队文书姚玉彬送到宿舍的。我在填写的时候，沙连长正好进来找我，看了我填写好的志愿，说了一句话：“好学校你都想上啊？”我笑而不答。但我看到他的嘴角牵动着透出一丝微妙的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预感到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心里惴惴不安。 考试以后的等待，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考生们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内心里都在急切的期盼着通知。这是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能不能扬起人生的风帆，就看有没有录取通知了。大家都低调地在田间地头干着农活收割庄稼，看不出一丝情绪的波动。 有一天，我们正在场院里扬场，高英喇叭突然播放起辽宁省考生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震撼了人心。这篇文章刊登在7 月19日的《辽宁日报》，8月2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都作了转载。《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人民日报》编者的按语，把矛头非常明显地指向了邓小平；把文化考试提到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高度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还在统治着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好端端的一场推荐人才的文化考试，又被刻意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风向标；交白卷的张铁生也因此成为反潮流的英雄。 于是，考试成绩不再是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的依据。大专院校的招生工作，还是按照1970年开始实行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路子走着。工农兵上大学，成为了招生工作的既定政策。我们连队参加考试的五个人走了三个。听潘指导员对我说，我因为太能干，沙连长坚持要把我培养成基层干部，从此我与大学无缘了。沙连长嘴角牵动着透出的那一丝微妙的笑，决定了我的命运，终于使我留在了北大荒。命运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但我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去上大学。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迎来考大学的浪潮。我坚持着天天晚上学习数理化，为将来做准备。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送走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多少个旭日东升的早晨。上大学的理想鞭策着我努力奋斗。由于长期的劳累，我终于病倒了。一检查，原来是得了严重的空洞型肺结核，后来在贫病交困中受着煎熬，从此失去了到大学深造的机会。我为实践上大学的理想，牺牲了我的健康。 半个世纪过去了，从现在角度再来看工农兵上大学，后来演变成了工农兵出身的干部子弟上大学。一些干部，先让子弟在基层涂金两年，成为了工农兵，再堂而皇之送他们登上大雅之堂。那些年涂金运动相当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是干部的特权，也是他们实力的体现，这也无可厚非。但上大学去的人鱼龙混杂，竟然有一些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也被送进大学，这就成了那个年代的无可厚非的笑话。 2020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