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焦灼症”可以凉一凉

　　年年岁岁花相似，又到了诺贝尔奖公布时间。每年到此时，“今年有中国科学家吗”“中国科学家何时才能获奖”等问题，总是令一些人焦灼。
　　是啊，迄今为止，生理学和医学、物理学、化学三大奖项的得主中只有8张“中国面孔”，而且还都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学者。中国政府这么重视科学研究，每年的投入也不少，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迄今还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呢？
　　答案非常简单：火候还不到。
　　9年前，我曾经在美国旧金山采访199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斯坦利普鲁西纳。这位疯牛病病原体朊蛋白（普里昂蛋白）的发现者，实际是在1972年开始这一研究，10年之后才发表论文，又过了15年，疯牛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这项发现才得到诺奖的认可。
　　其实，普鲁西纳的等待还不算长。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约翰奥基夫，在1971年就发现了让其获奖的成果大脑的位置细胞，43年之后才获奖。有统计发现，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从发表成果到最终获奖，平均年限是18年。如果以获奖者开始研究课题做起点，年限还会长得多。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基础科学研究往往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开始研究到出成果就很漫长，而且还未必能出成果。成果发表后，要经过同行的检验、评审，在本学科乃至社会的影响力慢慢显现，直到此时，才有可能列入诺奖候选名单。
　　对国家来讲同样如此。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不仅“烧钱”，也“烧时间”。美国堪称诺贝尔科学奖的最大赢家。截至2013年，获得三大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籍科学家有240多人，占全球得奖者的70。这一数字彰显了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可数字背后，是美国自20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对基础科研的投资一直占全球之首。而且，除政府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在基础科研上花钱。
　　日本科学家经常出现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常令一些国人“羡慕妒忌恨”。可是更应该看到，日本与近现代科学技术接触的历史比中国长得多。日本科学界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与欧美学者密切交流，20世纪初就开始参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项目，到1949年汤川秀树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期间也经历半个多世纪。而中国科学界与世界同行的交流，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的话，中国重视并且成规模地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力、财力较为充裕后的事，而中国研究人员真正参与“世界级”的科研项目，还不过是最近十年内的事。要中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就获得“科学皇冠”诺贝尔奖的认可，未免过于心急。
　　摆出这些客观因素，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科研就没有自己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事实上，正因为中国大规模投资基础科学研究的时间还不算长，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说，以论文数量来考核科研人员，助长了急功近利的风气；科研经费分配使用不合理，降低了国家投资的效率；“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取向，往往使一些人才未能充分发挥其科研上的潜力。要革除这些弊端，还必须持续、深入的改革。
　　一言以蔽之，“诺奖焦灼症”应该凉一凉，要淡定，要耐心，更要改革。火候到了，诺奖的认可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