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二十中校长：我们为什么要集中学时开设劳动课？

　　前几天，几家媒体以“停课三天，打扫校园”、“成都20中20年传统，遭遇家长质疑”为题，集中报道了我校劳动教育课开展情况。随后，大量网站进行了转载，引发了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褒者众多，贬者有之。作为成都二十中劳动教育课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有必要将学校此门课程的发展过程、教育意义和文化影响等真实的材料呈现出来，期待接受指正，利于完善自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如何在高考升学的压力中探寻新路，是当时学校工作的一大着力点。时任校长林建东带着骨干教师到省外考察了多所学校。1996年春季，他提出了全校从高三到初一全面开设劳动教育课的设想。即每个班的学生集中三天，以打扫维护校园清洁卫生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此说一出，即遭到家长和教师的反对。林建东校长召开了教师大会、家长座谈会和学生代表会，反复强调学校教育的实质和学生应该习得的素养，明确提出“即使高考少考上几个也要开设劳动教育课”。另一面，他又作通几个骨干班主任工作，让他们的班率先实施。
　　劳动教育课开设初始，学校组织教师编写了简明教材，内容涉及劳动教育的意义、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清扫的主要技能、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校园责任区的划分、劳动效果的评价等等。学校还专门为劳动班级制作了工作服装，先为灰色大褂，不久就改为了沿用至今的绿背心。
　　课程从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开始，逐班轮流，一学期全校所有年级全覆盖轮流一遍。高三的任务最重，因为清扫开初的校园积淀的死角最多。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受大环境影响，教育者以及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愈加多元化，对学校功能的认识也更加多样，从中衍生出对教育的功利认识和浮躁行为。一部分教师认为，以劳动教育为载体的综合实践课程挤占了教学时间，影响了高考；一部分家长觉得孩子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学校就应该考什么教什么，劳动教育课不应该开设。面对质疑，我们冷静地对以劳动教育为载体的综合实践课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首先，20年的实践结果证明集中学时开设劳动教育课对其他学科课程没有造成消极影响。其次，劳动教育课的开设使学校课程更加丰富，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生动，使学生的发展更加活泼。它对学生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既有即时的改变，又有深远的浸润。再次劳动意识、劳动习惯的养成教育，既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又遵循教育规律，更符合党的教育方针。
　　经过20年的建设，目前劳动教育课已经成为一门课程要素齐备的校本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高中、初中均制定了三年周期的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将分散的综合实践活动学时按学期集中使用，即高（初）一40学时、高（初）二30学时、高（初）三15学时，每个年级轮流循环安排。学校确定并培训了专职的教师专门从事劳动教育课的教学，教师编写了专门的教材，经过不断完善成为校本教材《劳动技能》。还制订了劳动教育对班级和学生个人的评价办法及评价量表，高中学生评价合格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随着课改的深入，我们还将一些实践性课程内容整合进入劳动教育课，比如礼仪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成长指导、爱心慈善活动等。
　　许多校友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往往不是骄人的升学分数，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劳动教育。可见，这种影响无形而绵长。
　　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基础教育的影响应该是和谐而自然的，无形而持久的。在教育过程中，以知识为主体的学业成绩无疑是极重要的，但仅有此却远远不够。于丹曾说过，科学使人活得更理性，艺术使人活得更有趣。我想，除科学、艺术外的其它门类教育，可以使人活得更生动。当今高中教育，升学成绩是学校之“骨架”，没有它，学校不能挺立，但仅有它，学校只能是一具挺立的“骨架”。而艺术、劳动等其它类教育，却是可以附着于“骨架”上的“软组织”，只有它们的附着，才能使学校挺立而丰满，挺立而伟岸。
　　然而，受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影响，教育的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已有不少的教育利益相关者，甚至一部分教育人把高中教育当作升学的工具。于是，“高考工厂”式的超级高中应运而生，它们以高考应试学科教育为载体，把与考试相关的技术训练发挥到极致，培养出一大批的高考“圣斗士”。这样的学生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但在人格、素养、志趣、境界上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有缺陷的。如此的教育，仅满足于把学生送入高校，却未想到怎样使学生在大学更好地和谐发展，因而大学又培养出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事实上，学校教育必须以学生将来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为基本着眼点，以学生将来能够贡献社会幸福自己为更高着眼点，而现实就应该着力于学生心智的启迪和性灵的陶冶。因而“陶冶学生性灵，启迪学生心智，关注学生未来”便是成都二十中的教育理念。如今的劳动教育课以及其他实践性校本课程可能不够完善，课程设计还有待探索，但它们最需要的是优化和提升，而不是拆解和放弃。因此，我们将坚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