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教师做“微商”，恐有待商榷

　　近日，晋江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开展教职员工从事“微商”等营利性活动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要求违规从事“微商”等营利性活动的教职员工及时纠正整改，未整改的将调查处理。（3月24日东南早报）
　　继禁止中小学教师“有偿家教”后，又一项禁止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的规定以地方通知的形式出台了，这实际上已明明白白地通知了中小学教师：做了教师，只能领取那份教书而来的薪水，除此之外，从事有收入的第二职业是不可以的，哪怕你是利用业余时间也不行。
　　实际上在不久之前，在国家放开高校教师可以兼职后，尽管明令禁止，但对于中小学教师是否也可以在业余时间兼职，社会和舆论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特别是因为教师还不属于公务员系列，对于其“公务性”身份的界定并不明确，因而是否像公务员那样在法律意义上不能兼职，因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一直处于模糊地带。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提议“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缘由之一。不难看到，现今从法律层面看，禁止中小学教师从事第二职业仅仅见诸于行业的行政性规定中，这导致现实需求和相关规定之间存在冲突。
　　有几点倒是明确无误：假如有教师在工作时间内从事“微商”活动，无疑是明显违反了自身的职责和职业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明令禁止是职责所在；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如果有教师采用暗示或强制等方式将家长纳入自己的商务活动对象，也会不同程度地有损于自身的职业形象，即使将其形容为“在学生家长中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教师队伍形象”也不无道理。但除此之外，将教师在业余时间、采用无损职业形象的正当方式从事的“微商”等盈利性行为也一概予以禁止的话，从民事法理和社会认知方面看，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注意到，东南早报的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段采访记录：“教师确实不能做‘微商’，这样没心思教学生了。”这话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存在“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区。照此推断的话，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科技人员确实不能做‘微商’，这样没心思科技创新了”“医生确实不能做‘微商’，这样没心思看病和做手术了”“国企工人确实不能做‘微商’，这样没心思制造产品了”。
　　毋庸置疑，尽管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大职责，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众多行业中的一种，像这样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话，结论也终究经不起推敲。假如部分市井百姓有这样的逻辑认识尚可理解，但如果相关行政部门也这样去理解的话，无疑会有损公权力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此时，为了以正视听，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部分教师选择从事诸如“微商”等营利性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而有利于从源头上进行疏浚，而这一点也不失为治理过程中的必要步骤。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教育法、教师法等一系列保障教师权益的法律，但在现实中由于存在执行不力或存在按职称取酬等“同工不同酬”问题的困扰，一些教师的薪资待遇并未落实到位或与期望值有较大落差。作为生活中同样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凡夫俗子，在时下高企的经济和物价压力下，一些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开辟第二收入来源。
　　比如，有的教师不惜放下“斯文”，尽管避开众矢之的下的“有偿家教”，利用业余时间加入民工队伍从事“苦力”营生便是一例。可以说，尽管部分教师从事“微商”的初衷不一，但决不能简单地把教师从事“微商”等第二职业仅仅视为“师风不正”，而更应采取壮士断腕般的措施，加快落实教师薪酬待遇，让这个群体真正做到生活体面和衣食无忧，这一点无疑也是引导教师专心从教、安心育人的最根本措施。
　　最客观的做法是及时跟进出台细则，明确哪些行为属于不可触碰的“雷区”，哪些行为属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允许范畴，哪些属于明显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而依照相关法律和行业规范做出明确的界定及处罚规定，从而让教师群体的行为纳入明明白白的法治轨道，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