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录而不读”问题，高校应主动求变

　　9月29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则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出国、工作等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另有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共计69人，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拟取消这69名2019级研究生的入学资格。（10月9日法制日报）
　　该消息引发了社会热议。建议将这些考生纳入“失信名单”者，有之。建议用法律来约束者，也有之。笔者认为，准研究生“录而不读”的行为，是否需要用法律来制约，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政策选择。
　　教育和工作以及其他事务一样，都是个体生活的一种选择。准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只是多了一个选择，而不是多了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实际上，在高校发出拟录取通知书前，学生无权决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被录取，直到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真正有了选择权。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合同双方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民事合同。因此，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学校和学生才拥有平等的地位，学生才有了放弃的权利。因此，学生和学校达成合同的时间不是在学校发出录取通知书时，而是在学生报到入学时，学生报到入学，代表合同成立，学生不报到，代表合同不成立。由此看来，被高校录取的研究生没有入学，不是一种“爽约”行为，而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学校不能因此惩罚那些未报到的学生。
　　准研究生“录而不读”，实际上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投资属性。投资就意味着有风险，风险的含义是不确定性，收益不确定，损失不确定。从投资的角度看，人们读大学、读研究生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收益偏好决定是否进行这项投资。因此，准研究生不入学，不是在干扰高校招生秩序，也不是在浪费教育资源，恰恰是在运用市场信号进行符合个体收益偏好的理性选择。我们应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同时，人们应该理性地看待高等教育，破除对高等教育的迷恋。
　　面对“录而不读”问题，高校需要找到应对办法，但不是用法律来约束准研究生弃读的行为。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改变卖方市场的状况，高等教育的供给已经可以很好地满足市场需要，人们更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为此，高校应调整招生规则、招生管理办法，调整对学生学制的管理规定，让教育成为每个公民可以选择的服务，而不是求之不得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校也要有勇气承担学生弃读带来的成本。市场经济有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高校也不例外，就像没有录取前，考生也承担了巨大的成本一样。高校不能将成本全部抛给考生，而却将收益留给自己。为此，高校可以对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采取更加灵活的招生模式，而不是单一的一年一次的考录制度；调整入学管理规定，为那些希望入学又无法入学的学生提供缓冲的空间和机会；提供更加完善的助学制度；采取多元化的学制，制定更完善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多种就读形式，让学生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延长就读年限。
　　总之，学校应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产品，而不是借助强制力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