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一国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格局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文中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并在Hausmannetal（2005）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贸易商品技术复杂度和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构建并测算112个国家（地区）在19652005年间的有限赶超指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印度、阿根廷发展现状的对比，充分表明有限赶超的成功。跨国回归分析表明，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正的影响，且短期效果大于长期效果。
　　关键词：贸易；经济发展；跨国实证检验；有限赶超
　　杨汝岱，湘潭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子信箱：rudaiyanggmail。姚洋（通讯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cn。作者排名按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序。作者感谢Feenstra教授、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JBL013）、北京大学北京市共建项目中国出口和技术提升课题和国家留学基金（2007U01219）的资助，感谢MartinFeldstein、KenLee、林毅夫、KeithMarkus以及新加坡东亚研究所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2006年8月）、2007年上海论坛、第十届（2007）NBER2CCER年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讨班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讨班与会者的宝贵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和评论。文责自负。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进入21世纪，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关于我国出口规模与出口质量的争论越来越大（张幼文，2005；华民，2006）。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商品出口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又过度依赖加工贸易，本土技术水平很难得到提高。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Hausmannetal，2005；Rodrik，2006；姚洋、张晔，2008；姚洋、章林峰，2008），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上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水平。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这种技术赶超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此目的，仅仅关注中国是不够的，我们的策略是研究世界的跨国数据，从而为确定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关系提供证据。
　　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要遵循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很多学者从内容与方法论上对其做了很多补充和完善（李辉文，2006）。在一般均衡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框架下，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发展成以四大定理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国际贸易领域的很多研究都以此为基础。与此同时，以里昂剔夫之谜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实证研究和争论（Leontief，1953；Trefler，1993）。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试图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做出新的解释（Krugman，1980），这成为最近几十年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新方向。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自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最近30年则日益向遵循比较优势转变，这种发展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姚洋和郑东雅（2008）认为重工业发展的正外部性使得赶超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林毅夫等（1994）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的应用非常成功，我们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很多研究认为如果固守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我们将丧失核心技术，沦为加工厂，不利长期发展（张幼文，2005）。总结这些研究，有两点引起我们关注：第一，从实证角度来看，比较优势是个比较虚的概念，要分析其在一个国家是否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这涉及到要素禀赋和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等相当多难以量化处理的因素（杨汝岱，2008b）。迄今，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能够合理地对一国的发展模式做出度量，从而也就无法对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做出评判，这必然使得关于比较优势、赶超等的争论难以停止。第二，实证分析的无所适从，也导致理论研究的相对不足。从实践来看，一个国家对技术进步与发展模式的选择，可以按照比较优势，也可以实行赶超，当然也可以实行介于两者之间的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正是从这两点分析出发，试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发展模式进行量化度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详细的跨国数据进行检验，讨论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有限赶超，它指的是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高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决定的水平。我们的核心命题是：实行有限赶超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1994）认为，中国在过去20多年之所以取得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采取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我们的产品技术含量符合国际劳动分工所确定的水平，也就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参照最近的研究成果，这一判断需要进行修正。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严格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也不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在另一篇理论文章中，我们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的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简要叙述一下我们的理论逻辑。
　　我们的模型设定和Krugman（1990）相同。考虑两个国家，一个是技术领导者，另一个是技术跟随者。两国可以生产的产品按照它们的技术含量从低到高排列，每种产品只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
　　自然地，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也较高。技术领先者在所有产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技术跟随者，且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其优势越明显。两国实际生产的产品由定义在相对成本上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确定。按照李嘉图的理论，相对成本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这个比值随产品不同而变化，而且，对于同一种产品，这个比值在不同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显然，技术领先者在较高技术含量产品上的相对成本较低，技术跟随者在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的相对成本较低，因此，比较优势要求前者生产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后者生产较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以z代表两个国家产品的分界点，则技术领先者生产技术高于z的产品，技术跟随者生产技术低于z的产品；同时，前者的工资（人均收入）高于后者的工资（人均收入）。
　　在长期，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不是现有产品产量的增加，因为世界对一种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是递减的，而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不会下降。因此，严格按比较优势进行生产会导致技术跟随者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技术领先者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想提高增长速度，跟随者就必须进行垂直技术创新，提高其在z以上的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它在这些产品上的竞争力，从而使得其生产区间可以更快地向上扩展。以zc代表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两国产品分界点，则有限赶超意味着技术跟随者的生产区间超过了zc这一点。在长期，总是采用适当的有限赶超策略就意味着存在跟随者在技术上对领先者的追赶，与此同时，跟随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没有赶超时的增长速度。
　　本文的目的是在经验上证明上述论断。为此目的，本文构建了有限赶超指数（LimitedCatch2upIndex，LCI）。我们首先在Hausmannetal。（2005）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商品的技术复杂度，然后计算一个国家的所有出口产品的综合技术含量，最后，一个国家的有限赶超指数，定义为这个国家的出口综合技术含量偏离由比较优势所定义的水平的程度。我们用112个国家（或地区）19652005年间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数据，计算了每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的LCI，并研究了LCI与人均GDP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表明，初始年份的LCI与随后几年人均GDP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绩效明显优于没有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或地区）。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印度等国的发展现状也表明，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大国，并不是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对外贸易；它们在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同时，也致力于一些中高端产业的发展。换言之，它们经历的是一种有限赶超过程。跨国回归分析同样表明，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正的影响，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没有实行有限赶超的国家（或地区），有限赶超指数每提高一倍，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4个百分点左右，且短期影响要大于长期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构建并讨论有限赶超指数；第三节从跨国比较、典型经济体分析两个方面讨论有限赶超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第四节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有限赶超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五节总结全文。
　　五、结语
　　本文研究了对外贸易格局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在Hausmannetal1（2005）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贸易商品技术复杂度和出口技术含量指标，构建有限赶超指数，并利用112个国家（地区）19652005年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数据，计算了这些国家（地区）每年的有限赶超指数。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和印度等的发展现状都表明，在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中，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本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地区）并不多见，而采取有限赶超的国家（地区）的发展速度较高。跨国回归分析也表明，有限赶超显著提高随后几年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经历有限赶超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没有经历有限赶超的国家（地区）；但是，有限赶超在短时期内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要大于它的长期影响。
　　本文的结果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程度的赶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的描述研究也表明，在长期，一个国家将收敛于比较优势条件下的贸易格局。为了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应该尽量延长向比较优势均衡状态收敛的过程。波特（1990）在其国家竞争力理论中把国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投资阶段、创新阶段和消费阶段。有限赶超相当于投资和创新阶段，而比较优势均衡相当于消费阶段。因此，延长向比较优势均衡的收敛的过程就是延长投资和创新阶段，从而维持更长的经济增长期。赶超和比较优势并不矛盾：在短期，一个国家有必要实行一定程度的赶超，以缩小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而在长期，每个国家都将收敛于比较优势。
　　林毅夫等（1994）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其暗含的假设是国家有必要和能力实行一定的战略。但是，这个假设在我们这里是不必要的。有限赶超既可以表现为政府行为，也可以表现为企业行为。就政府而言，它可以实行一定的产业政策，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就企业而言，它们出于本身的赢利动机也会对其出口产品进行更新换代，以取得更强的竞争地位。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和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国家制度环境、国家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市场有很大的关系。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国家政策引导和企业自身动力的结合是一国（地区）实现有限赶超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