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智勇：乌坎：冲突背后的路径选择

　　乌坎事件正在徐徐落幕，但是那只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乌坎折射的中国现实矛盾与解决路径却凸显在时代的舞台上，乌坎事件只不过是又一次大变革前夕的序曲。
　　乌坎暴露了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二元对立：极少数人以党组织的名义实际上垄断了社会权利，他们的对立面则是绝大多数寻常百姓。乌坎村的书记把持乌坎大权41年，乌坎的村长选举操弄股其掌之上，在这样一个小小村庄也同样上演一幕“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的闹剧。作为对立面，分散的村民在常态下是虚弱的，只有在特定时刻通过“事件”，才能把自己权利被剥夺的真相与愤怒传达出来。乌坎事件集中表现了当下中国两个正在发酵中的深刻矛盾：金权同盟与土地财政；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秩序的核心尴尬：权力失控而社会缺乏良性博弈机制。乌坎事件直接证明，目前中国农村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是极其不完备的，它没有导致中国农村实现有效的自治。正是这种自治扭曲变态，滋生“村皇帝”才激发类似乌坎这样的事件不时发生。由于长期的压抑，沟通路径堵塞，缺乏解决矛盾的机制，群体事件往往带有强烈的冲击力，这在群体事件已经作为高频词的今天已不鲜见。然而乌坎事件却引人触目的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别样气质：乌坎村民没有陷入愤怒的极端情绪，整个诉求的过程克制理性，更意义深远的是：在传统治理模式失效的情况下，他们以真正民间的方式成立了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正是这种自治，使乌坎事件民间一方摆脱了群体事件惯有的迸发式的刚性和爆破力，和平、有序变成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因此，在乌坎，既让人看见了中国民间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真正的民主权利的落实诉求，也看到经过三十多年开放国门的洗礼，中国百姓对公民责任那一份担当，中国民间已经走向成熟。乌坎村民是2011年中国的英雄，乌坎是中国的缩影，昭示了整个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建设性方向。
　　对群体事件如何看待，如何处置是中国执政党当下亟待突破的核心关隘。动辄把群体事件定性为一小撮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然后扣上有境外势力操纵的大帽子，这种改革开放前的语境脱离中国现实，这种恍若隔世的陈词滥调在风气已开，信息发达的今天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有沦为笑柄的风险。自2004年万州事件以来，当局对群体事件的定性与处置，一直左右徘徊。万州事件是第一次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基调柔性处置的尝试。但是这种探索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一直没有重大的路径突破，在维稳的技术要求下，对付群体事件陷入两个极端：一，息事宁人，软路子，所谓糜费钱财保稳定；二，老调重弹，硬着头皮为强制手段找政治借口。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封堵为目的，矛盾的根源与隐患被忽略了，对执政党来说，社会治理的课题尚需重大突破，而这种突破只有启动第二次改革，从意识形态体系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在有清晰路线图的前提下，才有指导处理微观事件的宏观构架。如果没有这样的前瞻构架，对群体事件，很难从传统意识形态脱敏，也无法正视它所承载的国民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无法正视国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权利的需要。
　　来自乌坎的最新消息说，广东省委工作组已经答应村代表的要求并承认村民代表会。这是令人欣慰的进展。乌坎事件，化危为机，为中国社会矛盾的良性化解与新体制的和平建设释放出善意，这种善意需要呵护与珍视，它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在愤怒中，但依然还有期许。也许这是乌坎传达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吧。
　　读不懂这个信息，都会付出代价，但谁会输得更惨？！谁会笑在最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