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在危机中困顿的2011年

　　2011年是危机之年，也是希望之年，日本地震、美国债务危机、欧债危机、英国骚乱、美国华尔街抗议活动，让世人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出现震荡的世界里。这些危机程度有别，原因不同，有的累及全民，负面影响深远；有的属于局部动荡。诸多发达国家在困境中艰难前行，让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幻觉：发达国家衰落迹象明显，命运之手在指向发展中国家。
　　东日本大地震的灾难是多重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以及地震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四个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给被波及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尽管存在诸多对日本应对灾难的指责，但是日本人在灾后的秩序、处理冷静让世界感慨。地震让争论不休的朝野两党暂时休战，公共服务机构也积极以专业服务救灾，让世界看到了在灾难面前捐款捐物不是唯一模式，日本赈灾反映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应对地震的效率。地震引发的核电站泄漏，给那些处在潜在地震带上致力于发展核能的国家敲响了警钟，在机制缺少透明度、技术操作有失精细和数字政绩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发展核电，潜在的风险系数太大。
　　美债危机让世界人民看美国的笑话。有人因此预言美国在衰落，有人预言美国民主政治已经触礁。尽管如此，国会还是为债务上限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实际上，美国的财政信心已经历了5次检验：独立时期、1812年战争时期、内战期间、一战和二战期间，最终的结局都是美国没有让债权人失望。考虑到国债上限本身，美债危机与累及民众的普遍性经济危机不可同日而语。国债上限是一种债务限额发行制度，开始于1917年，由美国国会立法通过。目的在于对政府的融资额度做出限制，防止政府随意发行国债以应对增加开支的需要，避免出现债务膨胀后资不抵债的恶果。相比之下，那些和美国政治机制不同的政治模式几乎不存在这层忧虑，缺少制衡的机制从美债危机中寻获诸多宽慰：首先上限问题不一定存在，其次即便存在，议会未必较真去热烈辩论，毕竟团结和气更重要。
　　欧美国家内部问题严重
　　欧债危机是欧洲主权的债务危机，这场2009年从希腊爆发的危机持续发酵到2011年，并蔓延到整个欧盟国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危机累及国家的信用等级。欧债危机的成因复杂，那些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国家比较脆弱，主要依靠旅游业、房地产行业支撑的国家，对外部需求和价格波动的敏感度很强，在外来需求和价格波动打击下遭受重创。欧元区成为诟病的焦点，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规定的两条标准越界也是原因之一，证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趋同程度，落后于欧元区一体化的进度。
　　英国骚乱让高效率应对骚乱的国家看到了民主政治的脆弱，警察在盘查一非裔黑人时双方发生枪战，最后警察将黑人击毙。很快伦敦爆发示威游行并演变成暴力事件，最初对攻击警员、警察局的愤怒也扩散到沿街店铺等。英国官方处理骚乱的方式，让2012年奥运会主办国显出公权力不够强大的一面。尽管有官方声音谴责骚乱是绝对的犯罪行为，有国会议员建议实行宵禁，或者使用水枪帮助恢复秩序，但内政大臣表示，尽管他完全谴责暴力事件，但反对使用水枪，因为，“英国警察不靠水枪，我们靠与民众沟通来解决问题。”尽管有外界点评此次骚乱中的种族、宗教因素，但不少穆斯林追捕蒙面的青年暴力者，又很难给这次骚乱贴上种族和宗教信仰歧视的标签。
　　美国华尔街抗议活动展现出美国人对金融界的贪婪行为和诉求容忍程度偏低。这种低容忍态度具有传染性，很快就有多个占领活动附和。示威者的诉求基本上集中在要求不要削减公共开支、对富人加税，甚至呼吁总统成立总统委员会，以超越国会的掣肘，打破议员与华尔街之间的利益纠葛。福利制度让富人的腰包和普通人关乎生计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联系起来，这让还没有进入福利国家之列的国家，似乎找到了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应列席福利国家的理由。
　　国际社会的持续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写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已成为各国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财富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M型社会”已加速到来！这也同时预示着2012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危机将继续深化。这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利益再调整、再洗牌与再平衡之前，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危机、冲突与漩涡！
　　（原载《联合早报》201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