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耕田：中国模式的低代价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发展方面需要特别重视的经验，并不完全限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升或在扶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顺乎时代潮流，又特立独行，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自从雷默于2004年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之后，就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该概念可能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和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震动效应的最好概括。在雷默看来，中国模式有三条定理：其一是重视和追求创新，或者说，中国模式简直就是以创新所主导的增长模式；其二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从而体现社会发展的清廉性和人文性；其三是要维护自主和自尊。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依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而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策略，中国在确保政局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的前提下，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从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的提高。
　　还必须客观地看到，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是仅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换言之，尚处在形成和发展当中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主要是一种保持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之所以能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关键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也基本上局限于此。然而，正是中国模式的经济意义及其这种模式所主要表现出来的规模性和速度性，就使得中国模式同时具有了相当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这种不科学性、不合理性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高代价性。或者说，迄今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代价沉重的模式，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
　　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快的未必是好的
　　代价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现象。我们从代价的角度可将社会发展分为三种形态或模式：无代价的发展、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由于发展与代价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依存关系，发展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发展必然要以付出和遭遇代价的方式来实现。因此，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形成了在发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基本的发展形态：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包括改革开放后我国所走的发展之路基本上是一条高代价的发展道路。当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发展之所得，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非必要性代价时，即发展的成本过高，消极后果严重，就会给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使发展出现衰退或停滞的情况，这样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高代价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
　　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的模式，从而呈现出了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人性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异化和扭曲也特别突出和集中，在亮丽的增长数字背后是令人惊心的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也就是说，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等等，快的未必就是好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是导致“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资源威胁论”出笼的重要原因。或者说，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在背后所存在的粗放落后的发展模式，为在一些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也给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主张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有异议、有看法，时不时散布“中国威胁论”，除了偏见和别有用心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现行的发展方式是高代价的发展方式，我们得到的虽然很多，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代价自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和一定程度的恐慌甚至不满。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发展还存在着较大改进的空间。
　　必须修正“增长一边倒”的方针，走低代价发展之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并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将通过什么再次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呢？是通过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吗？这可能是必要的，但绝不是主要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并不是最大和最好的。这就是说，我们首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独特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来参与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来为当今和谐世界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化或绿化趋势。或者说，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生态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上一条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这样其实就否定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追求集约型的经济发展，以环境和人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将损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巴布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不足，如果还采取西方以前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单一发展模式，那么，不仅仅对于中国本身，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中国崛起的“聚光灯”下，任何容忍高强度剥削、血汗工厂以及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将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基础及号召力。因此，在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中，必须要有一种宏大时空的世界眼光，即我们必须修正“增长一边倒”的方针，认真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传统的高代价发展向科学的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通过能解决自身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的低代价发展模式来实现崛起，来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赢得别人对我们的称颂和尊敬。
　　低代价发展是人类社会自身最优化要求的具体表现。它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以最优质态、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最佳目标范导和最优模式驱动下，沿着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关于低代价发展的范畴，我们应该掌握其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发展和低代价。换言之，在低代价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是将实现进步的至上性和遏制代价的紧迫性有机统一了起来。如果说，高代价发展，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代价，而且发展越快，代价越重；那么，低代价发展则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却在调控着代价，实现着发展收益与代价付出的良性的逆向互动。
　　低代价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发展机制。它已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低碳经济的实践模式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表明，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已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实践潮流。相对于高代价发展只重视发展而忽视代价的致命缺陷，正是由于低代价发展既追求发展又调控代价，或将追求发展和调控代价有机结合的独特品质，以及通过遏制代价来实现发展的科学做法，才使其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因而也使其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最佳的实践模式。中国唯有通过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高代价发展模式必将积重难返、自甘落伍。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的低代价发展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走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