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法治与人情

　　法治与人情
　　王利明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礼治”的传统，汉字中的“礼”字，除了具有规范的含义外，还兼有馈赠的意义，而送礼就等于是送“人情”，这也是情和礼相融合的表现。费孝通先生认为，重人情是传统社会的固有特点，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比喻，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是人际关系同心圆的核心，不同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本质上，重人情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团体性特征。对此，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看法，认为儒家把人情看作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与西方基于独立、自主的个体的个人存在方式具有重大差异。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以个人本位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更注重的是行为规则。在我国这样一个注重人即社会关系的社会，往往忽视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平等。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
　　何谓人情，其实并无统一的说法。在孔子看来，人情指的是人的本性，《礼记礼运》曾明确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可见，人情主要指的是人的真情实感。情是人性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天理国法人情”的语境下，人情的含义可以理解成尊重社情民意、民风民俗，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关爱。但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人情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人际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包含的亲情、友情等。同个人与其亲人、朋友的亲疏关系相联系，关系越密切，则人情越重；关系越疏远，则人情越轻，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爱有差等”伦理思想的心理基础。古人说，“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可见人情、民意是法律应当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法官判案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社会，存在着与西方法律文化的诸多差异。例如，西方社会即便是在家事关系中也强调产权的清晰界定，在家人之间、夫妻之间常常采用分别财产制。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分别财产制与“亲情”、“夫妻之情”是相违背的。若结婚时就要约定财产的分别所有，且约定离婚后财产的安排，则一般人会认为这一对夫妻缺乏真正的感情，很难长久维系。又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西方社会中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后就不再负担抚养义务，有的成年子女住在父母家中甚至要支付房租，即使家庭殷实，子女一般也具有充分的独立意识，不会再依赖父母的资助与其他支持，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即便子女已成家立业，也仍然可以要求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帮助提供结婚资金甚至买车买房，极端者，可以演化为不工作的“啃老族”。但对这种现象，我国一般民众并不认为不妥，甚至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亲情的体现。实际上，我国社会所具有的人情特性也有其合理性。社群主义者认为，在任何一个社群中，社群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都存在紧密的纽带联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情感的联系。在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人们经常感觉到亲友的温暖和关爱，这种友情和亲情，是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之一。因此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精神。中国人重情尚义，讲究知恩图报。因此，“点滴之恩，涌泉相报”、“得人恩果千年记”等谚语也是不胜枚举，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重视人情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俗话说，“人情大如债，顶着锅盖卖”、“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些民间谚语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中国人情的重要性。
　　但是，法律与人情具有各自的逻辑，两个维度不同但各自发挥其影响，如果允许人情过多地介入到法律中来，会产生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在他看来，人治中的“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带有感情，因而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从而导致政治腐化。只有靠法律的统治才能避免这种人为的不公正现象。西方主要是一个法律统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都靠法律规则来约束。但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常常缺乏中国人所熟悉的人情。西方人做人行事完全依规则进行，这种人际关系又是清晰和简单的，因为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指引，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十分清晰。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思考远远没有中国人考虑得复杂，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出现纠纷后可以对簿公堂，但在案件了结后仍然可以继续交往，甚至可以继续作为朋友。但在中国，因为传统社会注重人情，又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人际关系往往显得较为复杂。出现纠纷后，往往采用息事宁人的方法解决，不主张对簿公堂，即使“有理”，也不诉诸法庭，因为可能即使赢了官司，也伤了和气。俗话“一场官司十年仇”就反映了这种认识。其实，过度重视人情的处理和维系，应当有所改变了。在现代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中，以法律为纽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际关系，才能更有效地维护一个社会的和谐和有序。而试图以人情为纽带来维持和睦往往是不够的、成本高昂的，尤其是人情味过浓，就有可能变味，形成人情网、关系网。所谓任人唯亲，其实就是人情味变味的结果，把选拔人才、任命干部的标准，变为个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标准，而不再是唯才是举、选贤与能。
　　人情味变味，很容易影响司法公正。执法不能重人情、讲关系，在“人情大于王法”的语境下，人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人情是个贬义词，它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情对法律的侵蚀和破坏。古代法家历来强调法不阿贵、赏罚分明、执法公正。在这一点上，法家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法官为了保持其独立公正，不能受人情左右。“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苏洵《上韩枢密书》）。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人们的亲属观念、地域观念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农村，家族的、宗族的、本土的观念十分浓厚，人情、亲情、友情常常左右着法官，所谓“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法官处在各种人情的包围之中，难免会导致“关系案”、“人情案”的出现。如果法官受人情和亲情驱使，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则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人情味变味，对依法行政也会形成一定的障碍。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办事并不严格按照规矩来进行，就是受到关系、人情的左右。有关系不该办的也办，没有关系，该办的也不办，这种情况，让人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在因违规被罚款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人疏通。有的行政官员已经习惯于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批条说情，如果不能为其亲朋好友办事，可能使其认为权力失去了意义。有人深陷于人情网、关系网之中而不当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尤其是涉及到行政审批的领域，政府权力过大，管制越多，审批越多，腐败越多。从已经披露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许多腐败的发生都是关系运作的结果：很多都是为亲朋好友的利益滥用职权，导致腐败。据有关媒体报道，商务部条法司前副司长郭京毅受贿一案，就是陷入人际关系之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从而触犯法律、沦为阶下囚。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亲情和友情、需要温暖，从而使生活变得更为温馨。但同时又需要明确的规矩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们的行为逾越一定的界限。所以，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充满人情味而又遵守规矩的社会。
　　
　　注释：本文原载于王利明著《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北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