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中国经济波动规律与风险预测

　　中国经济中长期波动的规律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个比较固定的长期周期现象，即每30年必发生一次巨变。1919至1949年的三十年，中国人经过革命，建立新国家；1949至1978年，经过近三十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导致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最近的三十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2008年是自1978年以来的长期周期波动的“时间窗口”，其经济大幅波动（向下大幅调整）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内在长周期波动与国际金融大危机的冲击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现代化进程看，自1919年算起，中国现代化大致经过四个30年，即四个阶段（总共120年）。每一个阶段经济社会都会发生深刻变化，现在处于第三个30年向新的30年过渡，即处于现代化的最后冲剌阶段。新30年在战略任务上将明显与过去的30年不同，但都要求体制创新和战略的大调整。必须加快在重要的产业上建立国际竞争力，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要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不足以使我们跨过中等国家水平。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每10年一次中周期波动现象，6、7年繁荣，3年左右的调整。10年中期波动呈现非常有规律的年份波动特点，即“3上8下”规律。逢3的年份都变好，向上增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繁荣期，如1953年、1963年、1973年、1983年、1993年、2003年，这些年份一般都是由弱转强的标志年份。而逢8的年份都会“拐点”向下，变差，成为由强变弱的标志年，1958年、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或当年经济猛烈下滑，或以其为顶点第二年进入大幅调整期。
　　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呢？原因很简单：逢“3”年的五年计划都是在“8”这一年经济调整下来后制定的，在经济增长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制定的五年计划一般都偏向于保守，定的目标较低，两“低”的结合，在运行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反向运动（即“相反定律”），于是中期年“3”向上变盘、突破，形成向上运行的增长通道。同样的，逢“8”年的五年计划都是在“3”年基础上制定的，经济增长状态好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变得更加乐观，最后，也在“相反定律”作用下，“8”这一年出现“拐点”向下，步入中周期的调整期。
　　2013年前后我国经济可能出现较大的向下波动风险
　　应用前述的“38”规律预测“十二五”经济增长波动，会得出非常乐观的预测结果，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较好，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0。3，“十二五”前两年也会保持在910的增长，2013年会突破向上，增长率会更高。但我们综合考虑前提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新阶段的高风险等因素后，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不是“向上”，而是可能“大幅向下调整”。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是经济调整不充分，可能出现强烈的“补调”现象。“3上”的前提不充分。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仅经过短暂的增长调整（三个季度），很快在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下再回到了“高增长”状况，经济增长率和结构调整都很不充分，何况，我们又面临新的30年的巨变点。这就会使得“十二五”中后期增长动力不足。
　　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将形成强约束。总体看，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比“十一五”，甚至整个过去二、三十年都要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受全球周期影响（20年繁荣、20年调整，未来20年处于调整周期），将抑制我国出口增长。二是估计未来国际油价和其他资源价格将长期高企，将明显加大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会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措施抑制中国和平崛起。
　　三是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的冲击。国际上房地产存在一种20年周期现象，10年繁荣，10年调整，其中会伴随大的泡沫化和衰退过程。我国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繁荣时间已达到十二、三年，本来2008年已进入调整期，因应对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十分显著的泡沫型增长。现在泡沫累积已经很大，有效需求不足及对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过强抑制效应等会使其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较深较长的调整，其最可能发生的时间点就是“十二五”中期。
　　四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使我们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也不可避免由中等收入向发达国家转换的波动风险。
　　五是各地政府的反周期规划，将导致相反结果。“十二五”规划，中央是偏低的规划，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却是一种偏激进的规划。据统计，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6个省市自治区GDP增长目标仍高达10以上，其中还有5、6个省GDP增长目标是争取翻番，这些规划在GDP增长目标和投资项目规划上表现得都比“十一五”激进。“3上”是因为之前有“8”的调整，以及与一种相对保守的五年规划结合才产生的，而“十二五”完全不同，现在经济增长率偏高，规划更高，结果也会出现“反向变化”，所以，2013年不是“上”而是“下”。
　　避免经济出现大波动的对策
　　要避免多种类型波动风险叠加，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改变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首先，要将目前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降到适度增长的水平。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在7左右，现在远远高于这个水平。但更关键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了，否则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
　　其次，要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现在结构调整存在一个明显的障碍是：搞房地产太赚钱，利润率太高，而且更重要的是赚钱快，这必然产生一种反结构调整效应。一些利润率不低的行业也不想守本份，把剩余资金大量转投房地产。所以，加快结构调整，必须改变这一环境，下决心让房地产（对产业升级作用很小、但资金、资源占用却极多）回归常态，压缩其暴利空间，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供应，让企业家更乐于本业搞创新。房地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再次，要多方面调整和创新发展模式。要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转变工业发展模式，建立节能型的高效工业体系，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增长，必须调整居民的消费模式。要在城市化和城市规划建设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城市价值，必须转变过去摊大饼型的粗放城市发展模式。传统的以间接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模式受体制的约束难以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需要创新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强化直接金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战略作用。
　　最后，要加快“两化”（城市化和汽车化），用“两化”代替“一化”（房地产泡沫化）。城市化的重点是加快人口城市化，而不是继续强化过去以房地产投资及城市区域扩张为中心的物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主要是解决1。52亿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汽车化不仅能直接扩大消费，而且还能促进消费模式转型，促进制造业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用城市化和汽车化代替房地产泡沫化，可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冲击，更关键是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