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启亮：“太平盛世”的两难选择

　　吴英案一审吴英被判死刑，二审维持死刑不变，所以只要最高法院核准，吴英31岁的人生就算走到了尽头。出人意料的是，大快人心的是，最高法院没能狠下心来，所以吴英现在还好好活着。有学者指出，吴英案峰回路转主要归功于舆论媒体、业内人士以及我们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不够准确。我校光华法学院李有星教授说：“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把尊重生命权置于无上地位的时代，一个不再希望依靠极刑解决问题的时代。”也是，时代到底不同了，当下不是“文革”期间，不是可以草菅人命的封建社会时期。至于业内人士、舆论媒体、人民群众则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感慨道：“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九，现在没有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照我说，年广久这个事情真的太具有特殊性、偶然性了，纯属历史的偶然。在那个年代，邓小平保护的只有年广久一个人，且还是偶然的，现在虽然没有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扮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我们有什么理由愁眉苦脸，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庆幸，我们生在了当下。吴英一案立案以来，各种评论层出不穷，可见，中国真的变了，现在的中国是民主的，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当然，民主是不完全的，还有待有识之士的完善。
　　相比于不完全的民主，“非法集资”这种法律根本就是恶法，是邪恶透顶的。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明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却对它的存在无能为力。因为对待法律我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如果“把自己的标准（有极少数人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便容易导致没有理性没有秩序而只有暴力。”（《西窗法雨》）苏格拉底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死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苏格拉底自然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这么做真的不辱他的威名吗？人类历史已经大致证明，他的慎重是徒劳的，他的牺牲说到底没有半点价值。每一时代的法律都受其时代所困，都有其不可摆脱的局限性，所以恶法亦法，但恶法是不必乖乖遵守的，也是没有一个人（除了苏格拉底）甘心遵守的。但历史上还是有许多好人死在恶法上，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太软弱了，或者说恶法背后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恶法虽不必遵守，但什么是恶法这一标准就很难说了，这正是吴英案如此纠结的关键所在。
　　“‘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张维迎如是说，其他人也基本都是这个观点。恶法是不必遵守的，所以吴英不能被判死刑。这种逻辑当然是正确的，但中国的国情却不容许这样思考问题。因为中国还没准备好金融改革。“机会通常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中国要想富强，就要在此之前做好做足准备。显然，准备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才确定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而且要不是吴英案，这准备肯定来得更迟。所以，吴英的生死是个十分强烈的信号，生，则表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政府必须考虑的是改革的前途，会不会手足无措这些问题；死，则表明中国金融改革的号角还没吹响，政府又必须考虑的是民心向背，会不会社会动乱这些问题。显然，政府有它的为难之处，经济学家却只关心跟他们有关的。他们只想让吴英活，然后证明中国金融市场是垄断的，恶法非法。敬业当然无可厚非，但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何况，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民间不知不觉已经形成一股力量，姑且称作“保吴派”。吴英案刚开始只是一件普通案件，如今已是一桩路人皆知的法治事件，越来越多的感情不自觉的投入其中，吴英案已经偏离本来不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法律区域，而变成多方力量的博弈。网上更有人直言：“吴英不死，有些人可能要死。”且据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且吴英之所以还活到现在，也是因为她检举揭发有功。可见，正如某人所说，吴英案不是一个人的罪与罚。如所周知，任何事情一旦闹大，就会渐渐偏离其本来的面目。那吴英案本来的面目是什么？自然是吴英有没有犯罪，有的话，犯的是“非法集资”罪，还是“集资诈骗”罪？现在的面目却是“非法集资”罪是恶法，民间借贷困难重重，市场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些躲在背后的贪官罪该万死。前三点代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最后一点代表最容易冲动的老百姓。可见，到现在就连吴英的影子都不见了。当然，吴英的下场是衡量双方力量最好的最直观的天平。在目前中国，天平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故中国政府面临空前强大的压力，中国社会身处千钧一发之际。
　　吴英的罪该不该判她死刑，这点暂且不论。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来讨论。那就是怎样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市场是被垄断的，民间企业家要想混到吴英这样是很难的，也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大致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可改革不是过家家，不能说改革就改革，也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一切都还要从国情出发。所以金融改革这条路走起来必然是缓慢的。太慢了当然不好，但安全第一。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就是个很好的开始，改革开放不也是这么一步步搞起来的吗。
　　前面已经说过，现在的中国还是很自由的，人人都有发言权，但我国社会仍有很多亟需解决而未被解决甚至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是不完全的自由，一方面是假的和谐，所以现在的中国很不稳定。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根本是由于畸形的发展，有的方面世界领先，有的方面远远落后。吴英案说到底是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理想又是不能低估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善现实，朝理想一步一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