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

　　说实在的，一所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受到“经久不息”的关注和“一唱三叹”的纪念，以及“扼腕叹息”的反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所大学穿越时光隧道，散发着永恒的光辉。这所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06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60周年，2007年原本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9年，现在，把长沙临时大学这一段也算进去，这样才有了大规模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因缘。
　　西南联合大学值得纪念的理由，侧重“事功”，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中国特色”。国家办大学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既然国家使了大劲，高等学府就应该投桃报李，出大力、流大汗“为王前驱”。如果西南联大只是培养出了“康德”和“歌德”，还能隆重纪念，那么，是否更有意义？
　　这所避难于云南昆明的简陋大学，加上长沙的时光，前后也就9年，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以及绝大部分“两弹一星”专家。这些理由不仅充足，而且正大。不免有一种深切的担心，担心只是重视了一所大学的使用价值，忽视甚至遮蔽了西南联合大学自身的价值。
　　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国民政府抗战军兴时在教育领域的应急措施。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培植国家元气，对文教机构寄望甚殷，但很多事情有心无力，不愿做亡国奴的文教人士，开启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三次“南渡”。
　　北京大学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最高学府，成立于1898年；清华大学渊源于美国退赔的庚子赔款，建立于1911年；南开大学则是1919年，由严修、张伯苓等爱国人士募集社会捐款创设的私立大学。在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眼中，三所大学具有不同之风格，各异之学风，能够相得益彰，兼容并包，殊为不易。
　　首要的因素，大家明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乃由抗战而起，也会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终结，这是一个过渡期，三校共度时艰；第二个因素，三所大学的校长，有两位经常不在西南联大。抗战军兴，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负责人，常驻重庆，张伯苓对南开校友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国民政府担负重要工作，因此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就由清华梅贻琦先生长期主持；第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驾驶风雨之中的西南联大，闯过激流险滩，乘风破浪，终达胜利的彼岸。
　　西南联合大学从结构上说，办事班底以清华为主，北大、南开的老师自然感觉不大方便，有些别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冯友兰先生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无间，恐怕与事实不符。既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知识分子又总爱叽叽喳喳，发点牢骚。西南联大成立以前，教授们对各自的学校有牢骚，西南联大成立之后，北大、南开老师对清华“把持”校务，依然有牢骚，有的老师甚至牢骚满腹，总想着有一天当众说道说道。
　　三所学校，清华应对时局最有远见，抗战爆发之前就有所布置，北大则准备不足，南开则被日军炸得鸡犬不留，西南联合大学的图书和设备主要来自清华。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师生，在一起合作九年，没有“崩盘”，实在不易。同期，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为基础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样是国立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没有“闹崩”，西北联大强拧的瓜不甜，过不到一块，三闹两闹“闹崩”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的先生，比北大、清华、南开的先生“个性”还突出，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样，相比于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具有了“标本”的意义。
　　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经广为人知。寡言君子梅贻琦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谨守现代大学底线，使得艰难困苦之中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回首百年中国大学，饮水思源，蔡元培先生乃现代大学理念的播种者。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北京大学前后两位校长蒋梦麟、胡适，对于大学怎么办，英雄所见略同。有容乃大是这些老校长的共识。若说不同，只是“配伍”不同，火候不同，大学的气质不同而已。
　　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之际，梅贻琦校长与社会学名家潘光旦先生合写《大学一解》，深入阐释大学理念，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经典文献。遗憾的是，这篇文献的重要性，只有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门生涂又光具有深刻的自觉。
　　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大学应该培养专门人才。这与陈立夫的工科背景不无关联，也与国民党秉持的教育方针相契合。陈立夫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科，后曾赴美留学，陈立夫的人生理想便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从政之后，总想爱屋及乌，因此，不遗余力地宣讲“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道理。1949年之后的大学教育处处破旧立新，与国民政府对着干，但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与陈立夫竟然不谋而合，时也，势也，可谓历史的归去来！
　　梅贻琦先生针对陈立夫的主张，鞭辟入里地分析，大学固然可以培养专门人才，但是大学教育的重心应该是通才教育。“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梅贻琦先生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留着面子，没有把话说的那么决绝，其实，在梅贻琦先生看来，哪怕是工科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啊！联系梅贻琦先生本人的教育背景吴士脱工学院电机工程，不禁令人感慨：同样的工科背景，同样负笈美国，大学理念如此迥异，这正是梅先生卓绝之处。
　　大学搞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那么中专和技校干什么呢？当代大学之所以不好玩，正在于抛弃了大学教育的长处通才教育，反而利用了大学的短处专业教育。培养通才的学科自然辩证法、人类学在中国大学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体现社会分工；大学教育培养通才，体现社会协作。专科学校培养动手能力，大学培养思考能力。大学倚重热门专业扩招，成为热门专业的操练场所。转型的中国瞬息万变，殊不知，进入大学之时尚属热门，四年之后学友毕业未必还是热门，甚或由热门变成冷门。
　　当今大学毕业生迷茫万状，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吞食了畸形专业教育的结果。面对此种困局，大学主事者不是迷途知返，反倒变本加厉，结果是日益丧失个性和品格。
　　《大学一解》引述宋儒胡瑗的话：“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於浅陋之学也”。
　　这段话是说，官员言论受到职位的限制，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学者不必担负政治上的责任，所以应该意气风发，生动活泼，议论风生，没有什么不可以思考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表达的。如果学者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思考，什么都不敢表达，就是把自己置于浅陋的地步。
　　梅贻琦先生认为，无所不言、无所不思，就是学术自由。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於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於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进步之机缘，胥於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於是奠其基矣。（梅贻琦、潘光旦：《大学一解》）
　　梅贻琦先生关于学术自由的思考，是先生继“大师论”之后又一个重要贡献。新学术的成长，新思想的酝酿，所需要的正是无所不言、无所不思的学术自由。
　　仔细想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令人纪念，正在于此；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先生之所以令人怀念，正在于此。
　　谢学友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其实晚辈也可以做到。
　　当今，哪怕是一般民办学院，物质条件比西南联大要好得多。在大学精神方面落后于西南联大，这是没有道理的，有足够的理由赶上并超过西南联大。
　　因此，纪念西南联大需要的是平常心，前辈能够做到的，后辈也可以尝试着去做。否则，只是流于空洞的纪念，有什么益处呢？
　　（《叩问大学》，香江出版社2017年11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