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勿忘极端的年代

　　十几年前，当我们生活其间的20世纪即将过去之时，人们自然要抚今追昔，对人类在这过去的百年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回顾与总结，使我们即将跨入的21世纪不至重蹈20世纪之覆辙。大名鼎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下了厚厚两册《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便是这种深刻反思之作，值得一读再读。
　　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在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在备受一战创伤的维也纳和柏林度过童年时代后，在1933年随家人迁往英国，以避纳粹灭犹之祸。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伦敦大学任教，著作等身，而且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之作，如《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但作者又并非不问世事、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4岁时他就在柏林参加共产党，直到去世未曾脱离。然而，作者虽有党派却少有党派的私见，对人、事的分析相当冷静客观。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学术的理论分析与个人的直接经验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一位对这段“历史”既有深入学术研究、又实际深卷其中的睿智老人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性思考格外难得，不能不使人格外珍视。
　　作者对20世纪的界定并不依严格的时间限定，而是认为从历史的意义上说，真正的20世纪应从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因为在此以前的一切，完全是19世纪的延续，19世纪的格局、制度、信仰、价值观念依然为人完全接受。此后，才是“20世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认为，一战前的欧洲是“昨日的世界”。作者认为，20世纪在1991年，即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实际已经结束，因为真正属于20世纪的格局、特点已经荡然无存。人类这时突遇大量迎面而来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属于21世纪，是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他的20世纪，即19141991这段历史的特点、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极端的年代。
　　所谓“极端”，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19世纪文明（实际是西方文明）的崩溃。这个文明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经济上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宪政，在价值观念上深信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自由、宽容、进步但一战的惨烈和战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严重的社会不公，不能不使人对以往的一切产生巨大的怀疑甚至否定，认为昔日的文明已到尽头，只有另辟蹊径才是出路。俄国革命的爆发与法西斯的兴起，分别是左右两端的代表。
　　还在一战方酣之时，人类似乎就在等待另一种选择，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历史选择了俄国人承担这项使命。可以说，这是1917年以后全球最为强劲的力量。在一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革命”一时成为风潮，德国、匈牙利甚至还都成立过苏维埃共和国，虽然革命不久便退潮，但左倾仍是普遍倾向，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依然甚众。作者写道：“现在回头反思，其实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劳工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合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实际上，当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等国的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已通过投票，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但却被第三国际严拒。“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在战场上，只需要战士。”（第99100页）他们认为在激烈的战斗中，温和的改良者只会使战斗力减弱，甚至更坏，起到瓦解军心的作用，绝不能与之结盟。这种观点，是以激烈的世界革命即将来临这一判断为基础的。今天，我国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再起，回顾这段历史，当给人某种启发。
　　但是，人们预期、盼望中的世界革命根本没有出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只有苏联这“一国社会主义”。这样，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所谓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几乎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所取代。面对极为严峻的内外环境，苏俄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虽有一时之效，但时间稍长便弊端丛生，无法持久，不久就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但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却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长久的思想上的影响，认为它的被取代只是暂时的，而“新经济政策”只是权宜之计。本来，“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说，历史此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历史的确残酷，所提供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一旦选择错误，必将付出巨额代价，甚至遭到严惩。“新经济政策”在苏共内部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是否定派取得完全胜利，于是政策陡转，走上了全面、严格计划、以高压手段实行工业化的道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后来者有强大的示范、甚或强制作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中的出色表现，也为世人瞩目，为万众向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鼓舞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但国际共运，却也就此错过良机，走上一条“不归路”，最后解体的“祸根”在此时便已埋下。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非易事，计划经济的暂时成功使它的创造者未看到它的巨大弊病，终于日益（社会、政治全方位）僵化，最终完全丧失了活力，在两大体系的激烈竞争中终于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重要的“极端”后果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个极端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深知群众心理，采取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煽动起群众的狂热情绪。“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它的社会基础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第170、173页）由于法西斯主义摆出一副“横扫一切”的姿态，广大群众误将其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破坏性极强、原本默默无闻的各类社会边缘人物则将其作为实现自己宏愿的福祉。法西斯主义产生于一战之后，但却兴盛于30年代。30年代的“大萧条”，为法西斯主义从边缘跃上一些国家的中心提供了“天赐良机”。德国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或“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也是坚决反对自由，更不相信自由市场，也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其高度计划的严谨、科学，一时获得巨大的成功，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表现同样出色，不仅使世人刮目相看，而且使广大德国群众心甘情愿地随之走向深渊，最终酿成大祸。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但上台之后便将原有的政治制度通通破坏，实行极端专政。“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成为一种宗教崇拜的地步。”（第171页）这种对一种“世俗思想”狂热的“宗教崇拜”，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与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理性、启蒙、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否定互为因果。对上述种种观念的“解构”，实际是在为法西斯主义进行一种精神的“清障”。
　　虽然不能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Nationalism），但国家主义无疑是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对个人（但代表“国家”的领袖却除外）的无限权力和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由于它打着“国家”的旗号，更易为大众所接受，更易煽动强烈的仇外心理和狂热的感情，这是法西斯统治所不可缺少的。
　　当法西斯主义国家被消灭以后，世界陷入以美、苏各为一方首领的“冷战”之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主战场实际是两种经济体制的“争战”。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对此有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起码在20世纪内，这场战争在1991年以苏、东的解体已基本划上胜负判然的句号。然而作者看到，自由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烈挑战，正是由于这种挑战，使之不断调整、改革。但作者没有探讨“社会主义阵营”为何没有得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使自己不断调整、改革。
　　他没有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后30年”开始的、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可看作社会主义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回应。作者当然更关心的是他生活期间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失去对立面的挑战和压力后，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命运如何？它是否会因此而“走极端”？他认为，这些目前还都是未定之数。
　　当然，20世纪还有其他“极端”的运动，各种“极端”造成的危害自不待言，但它们并非凭空而起，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社会的极端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严重的社会腐败、人心涣散、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又不知所措、巨大的社会动荡凡此等等，都为各种“极端思想”提供了土壤与环境。只有清除这种土壤与环境，才能真正消除“极端”的危害，才能告别“极端”。但是，人类能否有此明智，亦是未定之数，作者并不乐观：“所谓历史在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行与愚行的记录。”（第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