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从《二十一世纪》迎接二十一世纪

　　在21世纪的二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正好回顾二十年来世界的经过。这二十年，确实是大变化的前夕。今天世界经济大恐慌，许多迹象在十多年来二十年前已经看到了，譬如安然和霸林重大欺骗案，又譬如说日本经济的一蹶而不振，前者已经揭开了资本主义缺少诚信的重大缺失，后者又似乎预示了许多现代经济体的困境。二十年来另一个发展则是西方和东方的力量消长，并因此引发了东方世界剥复。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呼应的关系，如果没有西东的消长，东方当然也就没有剥复之机。中国的崛起当然更是东方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话从开头说起，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是和启蒙时代西方文明的巨大转变同步进行的。西欧的启蒙运动，乃是扬弃了中古天主教文明系统另开新局。同时发生的是新教的革命，建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不必再经过教会或者教宗的中介，个人直接向上帝负责。为了确认自己是上帝选定可以得救的人，个人必须不断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一种自我检验，造成了巨大的张力，也因此而有巨大的动力，推动个人努力完成使命。这才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至于各种行为上的模式和反映的道德教条，其实只是这种张力的表象而已。因为“神爱世人”，在神前人人平等，所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天主教会解放出来的民族，也因此可以自己组织主权国家，于是列国体制代替了天主教会的天下普世秩序。重商主义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与主权国家的存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后来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还是以“国”为“富”的基础。
　　当然我们更不能忽视，西欧开拓海外领土，尤其开发了新大陆，将新大陆的金黄金白银，无偿的掠夺为己有。这一大笔财富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蓝金子“，有了这个本钱西方才在海洋航道上开拓了全球性的贸易，再由贸易的利润发展了工业化。工业化则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不太理解到现代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其实如果科学家不是认为宇宙的事物有一定可测的道理，他们也无法从宇宙本身的秩序，建立科学研究自然的理性，也就是必须有神的律作为前提，才能有自然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先设条件。从上面这一串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西欧近代的文明是和基督教的新教教义有密切的关连。
　　从启蒙运动的时代到今天也有两三百年了，经过长期的积淀，上述一套扣扣相连的理性网罗，也不免有相当的变化。主权国家的体制实际上已经在个人和普世的上帝之间又有一道遮拦，国与国斗，民与民斗，个人与上帝之间已经没有直接的联机了。民主政治，在美国建国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实验。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化，这一套民主制度的不足也逐渐显露了。到今天，我们只能说民主制度可能是弊害较少的执政体，但绝不是完美的政体。民主制度的弊害较少，也许是和民主制度的效率较差是一体的两面。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应当是舆论的自由，让人民有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但是今天的舆论正因为舆论已经企业化，操纵舆论的手已经在一些财团的手里，而不是在人民之中的意见领袖。
　　在科学方面，近代的科学上探天文，内透细胞核，宇宙之间仍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但是其神秘性却已不能用旧日的神学解释。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处人类接触十分频繁。世界文化的全球性趋向，和其多元性是分不开的。于是，新教神学不再是唯一的信仰，在众神并立之时，究竟哪一个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信仰的多元性，和前面主张的人类自由，使许多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配套，经济的规模愈来愈大，愈来愈复杂，财富不断增加，个人生活需求的欲望也跟着产品的日新月异和数量众多，不断提升和扩大。这种浮士德的精神，也不断要求愈多愈快，愈大愈好。以消费取向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动力，市场愈来愈大。企业规模庞大和公司股票的上市，一方面人人皆可能持有股份，另一方面无数的小股东根本无法管束企业的主持者。这种庞大无人能管束的经济体制，变成欲望的巨魔，可以无限地增加消费，不断地增加市场。市场信用的扩张，更是一个大黑洞，经济体的扩张不再能用货币的发行量衡量，只要人有贪欲，信用的黑洞就有自己不断扩大的动能。基督教的伊甸园，乃是神为世人设立的乐园，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的资源维持人的生活。这一个承诺，本身就使人不做自我的约束。人类消耗的资源也和人类欲望不断扩大，同步进行。于是，人类社会的环境不断的被破坏，人类消耗的资源也已经到了衰竭的临界点。上帝既然已经无力，企业的跨国化和交易的迅速流动，又使国家的法律管不住企业的行为。这是最近两年来经济大恐慌的根本病源。1930年代大恐慌相对于这次而言，只是“小巫见大巫”，没有这次这样全球性的规模和严重性。
　　1960年以来，世界各处都出现解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有人以为这是虚无哲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革命哲学。在我看来，解构主义正是提出了警讯，预示出现了两三百年的现代文明，也就是以西欧启蒙时代的文明为主流的世界文化，已经无所约束，快脱缰而去，惊恐之下，或者失望之下，才有这种走向虚无的反应。有的人，人心思变，有的人被巨大的黑洞卷走而不自知。今日美国一般人士，没有安身立命的价值观。不少人追逐财富，此外无他想。大多数人浑浑噩噩，谋生之外，没有生活目标。美国的公私机构，工作效率，大不如前。青少年学业成绩，大为低落。毒品流行，去年从墨西哥走私进口的毒品，价值数十亿美金。这一个社会，不再振作，颇像清代的中国。欧洲诸国的情形，各有不同，而以前富强的英法，也与美国在伯仲之间。整体说来，西方社会已呈现叔世的征象。
　　直到最近两年来，还有不少经济学家以为问题的症结是在经济衰退，应可用更多的消费刺激市场，以矫正他们以为是周期性的经济调适。一直到最近，才有许多人意识到，这一次经济的恐慌可能是目前经济体制大崩溃的前奏，更可能是现代文明必须转型的信息。
　　中国最近的崛起，其实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工和不加管制的资源（包括土地和环境），将世界消费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中国人赚了一点工资的差额，却无可逆转的失去了生活环境和资源。无可讳言，中国因此累积的财富，由于人口和土地的基数大，也使中国的经济体俨然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的位置。假如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依附在前面所说的即将崩溃全球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能长保经济荣景吗？
　　中国的问题也该从头说起。
　　中国的文明体系从春秋战国以后，逐步成形。儒家和道家提供的理念，都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天”或“神”，其实都是“道”，并不像犹太基督教系统的“神”，主宰了宇宙的一切。“天”和“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人和人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到了汉代，儒家吸收了许多先秦的各家思想，完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西汉今文学派代表了长期发展的儒学系统，宇宙，人间社会（包括国家），和人的身体，是三个互相迭合的系统，系统内部经常在变化之中求取动态的稳定，而三个系统之间，又彼此影响。所谓天人相感，就是指明环境可以影响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也对环境造成影响。同样的，社会规范个人，个人一举一动也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因此，主张人间秩序的皇权统治者，也必须向天和人负责。人对于天然的环境应当顺势而为，却不是“勘天而用之”，乃是和西方“人力胜天”的态度不同。国家或者皇权也不应绝对的掌握个人和社会，过度使用权力，也会招致社会的失衡。掌握知识的人，就应当提出警告，约束权力的滥用。于是，不论哪一种“个人”，都必须有自我约束，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上，适当的有取有与。汉代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在东汉以后逐渐凌夷，又紧接着和外来的佛教配合，也与本土的道家思想相融，构成了积极与消极，进取和谦退，都按照特定的情况而有所平衡。这一套思想体系，基本上贯穿于中国的古代和中古文明，个人自己有责任自知何去何从。自我负责的精神，也可以形成巨大的张力，发挥为巨大的动力。
　　但在南宋以后，个人行为伦理化，每一个个人都纳入固定的三纲五常，人缺少了自我的约束，而是由教条将个人纳入一个一个框框之内。人的自由权没有了，人的自主性也没有了，蒙古满洲两次征服王朝统治，将大多数人沦为“奴才”，其生存和行为都必须听命于主人的暴力。中间夹了一个明朝，又是一个极度专权的皇权，其强暴性不亚于外来的征服者。王阳明的哲学再度提出个人的良知和良能，提出个人是一切的主体，但是，王阳明哲学终究在满清皇权的强暴之下，再得不到发展的机会。满清一代，虽然有康雍干的“盛世”，却是只见繁华，不见精神。中国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已经所余无几。十九世纪，西力东渐，中国已无抵抗的余力，问题不仅出在物质文明不如人，而在于不能以僵固的伦理对抗西方个人主义形成的动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只是要模仿西方以对抗西方，其成效有限。一百年的前半段，中国全盘照抄西方，结果是西化的城市文化和改变的很慢的农村文化，分裂为二。抗战八年，略为有些建设的城市文化，受战争的摧残，完全毁坏。传统的农村，以大量人口构成的庞大力量，打败了城市，也将时间往回拉了几十年。1950年以后，中国一分为二，在台湾的中国继续走城市文化的路线，几乎变成了美国和日本的翻版，中国文化的成分愈来愈稀薄。大陆的中国，要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从农村回到城市。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又一度用城市作为发展的重点，丢弃了农村，也丢弃了城市里面的穷人。中国内部的分裂不再是横向的分割，而是上下阶级的分割。这种形势的发展也可以呈现局部性的繁荣。奥运和世博的热闹，光彩夺目，其中只见热闹，我们找不到精神。有人说，今天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就是钱！如果这样子的中国崛起，就是中国的未来，也就是世界文化大变化的另一个选项，那么我们看见的不过是用已经垂死的虎皮，披盖在身上，还自以为是另一只新的老虎！
　　西方与东方之间力量的消长，确实开启了一个机会，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工厂，但是，这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再度获得文化动力的机会？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一类的问题，常常以为一个文化体系是自足的，一个项目会牵动别的项目。实际上，我们对于系统分析的观点，必须要体会到系统本身是不是密封的，是不是自足的？如果是密封自足的系统，诚如佛家所说的成住异灭，是一定的发展过程。史宾格勒和雅斯培等人的分析，也大致都是假设文化体系是密封而自足的体系，才有兴衰起伏的过程，才有大崩溃大突破的观念。假如我们审察真实的历史，没有一个文化体系是完全密封的，许多变化其实常与外来的刺激有关，甚至与天然环境的变化也有关系。举个例说，佛教在印度发展到极点，然后衰微了。而往北传到中亚的佛教，却吸收了救赎的观点，发展为大乘佛教，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蔚然成为佛教的主流。另一个比较不同的例子，在近东长期存留的波斯文化和犹太基督教原型的独一尊神信仰，在中古时代，却结合为伊斯兰信仰的文化系统，和两者都不一样，又和两者有密切的历史渊源。
　　如果用雅斯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讨论。中国文化体系，以长时段论，枢轴时代的儒家文化，在东汉就开始固定了。到宋朝，理学出现，固定的系统僵化了。宋代以后，应当是走向衰微而致崩溃的方向，最后难免崩溃，然后才会有所突破。这一种解释方式，从思想形态的层面看，未尝不是言之成理。可是很难解释，南宋以后，中国出现城市化与商业化的现象，也引发了民间文化的高度发展。这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发展，可能是和海上贸易两度提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果是，中国的东南和南方在文化和经济的比重上，都代替了传统的中原和北方。至于这一系统的衰败，则是在康雍干三代号为“盛世”之后，却无力应付西力的东渐。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无可否认，已经是全球化了，西方文化体系，却面临了因为价值观念的沦丧，导致经济秩序的崩解。中国也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中，如前所说，居然变成了世界的工厂。但是，中国的崛起，在科技方面，并没有自己发展创新。在经济制度上，也没有自主的发展为健全的生产和分配模式。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可以代替西方，成为世界主流的潜力。
　　中国是不是会真正走到文化复兴？全看中国能不能在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体系中，添加一些新的因素，来纠正西方文化的缺失。上面已经提过，启蒙时代以后的现代文明，在价值观念上，没有了宗教的约束力量，个人主义转变为无限的贪欲，人人都想获得利益，却没有人想到责任：对于人群的责任，对于环境的责任和对后世的责任。真神死亡，人可为所欲为；浮士德终于投入了魔鬼的怀抱。
　　这些看来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也牵动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今天的社会，在现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中，无论小区，还是社群，都已渐渐离散，许多人已无所归属。民主政治，缺少了小区和社群，已无处附丽。舆论媒体的企业化，给予财富掌握舆论的权力。政客参选，必须有庞大财力支持，于是政治也是为财富服务。甚至，科研与学术，因为知识商品化，寻求知识也沦为财富的附庸。人人要求生活更好，更舒服；工业发展，都在追逐效率和利润；两者相激相荡，今天工业生产力的强大，史无前例。而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迅速非凡，造成对生态的巨大影响。不久的未来，地球上将没有可用的资源，地球本身也可能百孔千疮，不再是人类可以栖息的家园。列国体制下，国与国争夺资源，自古已然，于今为甚；核弹的阴影，并没有制止战争。将来，资源短缺时，战争幅度和毁灭性，会更为可怕。凡此种种，都指向一个现象：我们在启蒙时代开展的现代文明，已到穷途末路；如果没有足以引导改变的重大突破，这一文明体系，难逃崩溃澌灭！而这一危机的根本，就在人类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找不着生命的意义。
　　儒家，道教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思想方式，本来就不是靠神来做保证，而是靠良心和自觉约束自己，也靠伦理观念，为“自己”定位。即使吸收了佛教的强大影响，中国佛教的神圣性，“佛在心中坐”，还是归结在自己的良心。这是儒家从开始就主张的人文主义，以仁为本的“仁”，和人我相处的“义”，以“忠”和“恕”连接为一。宇宙大系统，人间世界的系统，和人身的小系统，三重迭合，互相影响，则使中国文化常有“天人合一”的理想。这些观念，自从西力东渐以后，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只剩下淡薄的记忆。启蒙时代以后的现代文明，本来就应有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成分，可是今天，“自由”已是无所约束的个人主义。平等和博爱，两个人际关系的重要观念，却在放任之下，不再约束我们的行为了。
　　如果仅仅鼓吹要让上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要素，纳入全球文化之中做基本价值观念，非常可能，只是引发了中国的文化沙文主义，加强了偏狭狂热的民族主义，则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我以为，诚如雅斯培的预测，现代文明的崩溃，接下去的是科技文明的大突破。至今为止，科技文明是强调“理性”，但仅是“工具性的理性”，而没有碰到“本体性的理性”和“目的性的理性”。理性来自人类的智力（intelligence），人类有智力，既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指标，也是人与人可以彼此理解的本能。科学本来就是人类以理性了解宇宙的途径，科技技术也不过是人类以理性转化自然资源为人所用：两者都是在“天”和“人”之间，运用人的理性，建构了一个文化秩序。以这一套科技文明的理念，配合前述中国文化一向以人文主义作为基础的长期传统，再融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的自然信仰，美洲和非洲原来居民对自然世界的密切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在今天文化大崩溃之后，找到突破的新方向，贞下启元，从穷尽走向另一阶段的开始，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主导，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
　　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几乎四分之一，在缔造新的世界文化过程中，就算以人数分摊，也该尽力担起不少的工作。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自信心，一切都是外面的好；最近，又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成绩，不免沾沾自喜，甚至于以为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应当是世界的霸主。这些想法，自卑或自大，都不是健康的，诚如《易经》的干卦，从初九，“潜龙勿用”，经过“见龙在田”，小心翼翼的努力，龙可以“或跃于渊”，一步步走到“飞龙在天”，到了最后切忌强出头，以致于“亢龙有悔”：将来的世界最好是大家一样大，一个”群龙无首”的好现象。《易经》是一本人生哲学的书，体验了人间的悲欢起伏，成功败坏，告诉我们许多应该做和不做的事。个人的生命，是不断的变化，人群的命运，和人类全体的命运，何尝不是像个人一样，要在变化之中，获取经验，用人类的理性，将知识提升为智能，为自己，也为全体人类，从小处开始，点点滴滴的共同建构一个可大可久的世界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