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新版《水浒传》序言

　　为《水浒传》冠序者，半千年来夥矣。无论李贽钟惺金人瑞，皆一代才俊，其文玑珠锦绣，人所共钦。今有贤达再翻新版，索序于洒家。孔某后学，特一《水浒》爱好者耳，何德何能，敢于崔灏诗后舒腕续貂？辗转思之，不若拈出《水浒》八大问题，与天下豪杰并切磋，供世间学人同斟酌，或可聊献一愚，间道塞责也。
　　《水浒传》八大问题，一曰作者，二曰版本，三曰史实，四曰主旨，五曰流别，六曰艺术，七曰影响，八曰观念。以下不避繁琐，挨板言之。
　　第一，作者问题。
　　《水浒》作者，主要有三说，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耐庵罗贯中说。
　　其实，诸说虽各有依据，但皆不完全准确。元明之际，长篇白话小说尚未进入文人独立创作时期，一般皆为长期流传演变，集体创作加工后，由一二独具慧眼者集合大成，编纂完工。《水浒》亦不例外，其故事于民间长期流布，宋元说话讲唱艺术中版本甚多，元代水浒戏亦复不少。如施耐庵（或谓即《拜月亭》作者施惠施君美）者，不过合百川为一海。其中肯定有施耐庵本人之独创部分，但像“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一类套语，分明乃万书共享之公众资源也。《水浒传》之伟大，正在于它是千万人民群众的“独创”联合起来之结果。虽然施耐庵罗贯中集其大成，但此后仍有其他人继续加入创作，例如金圣叹。集体创作虽有众口不一纷杂矛盾诸缺点，但毕竟汇聚了数百年间的人民智慧，其浑然浩瀚的生命力是纯粹个人创作难以达到的。当今武侠小说个人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金庸虽然号称“武林盟主”，其小说精心结撰，更经十载修改，几度润色，公认脍炙人口，独步天下，但与《水浒传》相比，仍觉气魄上略逊一筹。“文革”期间曾盛行“集体创作”，但那种“三结合”原则下的集体创作更多的属于拉郎配式的“乌合”之作，不能充分发挥创作个体的才情。《水浒传》的作者问题说明，伟大的经典艺术一方面来自长期积淀的群众智慧，另一方面又要经过代表群众思想情趣的高明作家来综合熔铸。成型之后，其他人仍然可以继续修改。这就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艺术如此，其他领域又何能外？一部壮丽的人类文明史，不就是普通民众与圣贤英豪共同合力的杰作吗？
　　第二，版本问题。
　　《水浒传》版本，主要有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另有百一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七十一回本等罕见版，倘非专业研讨，不必细论。
　　经历代学者多方考证，百回本为最早定本，百二十回本乃是在百回本基础上“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二十回，从而凑齐了宋江集团招安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征四寇”的四大武功。一般认为所插增的二十回艺术平庸，时序乖谬，专家多予鄙夷。但普通民众往往贪多求全，有百二十回的版本绝不买百回版。多看几段故事多过几天瘾，虽然跟书的其他部分比确实平庸，但谁能要求一部书处处精彩？恰像谁能要求一张歌碟里每首都是妙曲。买了一台彩电另外赠送一台黑白的有啥不好？再说，征四寇部分的平庸，不也正说明了英雄一旦被招安，就丧失了精彩的生活吗？“文革”中“评《水浒》”运动期间，中国全民再一次普及了《水浒传》，那时大多数民众读的就是百二十回本，封面印的是《水浒全传》。特别是对于那时候尚在读小学的孔庆东之流而言，实在不觉得征田虎王庆的部分有多么平庸恶劣，比起那些动不动两阵对圆乱打一气，“阵前苦斗貔貅将、两侧呆看草木兵”的胡编乱造的战争文学来，觉得还是写得很高明的。
　　至于七十回本，乃是金圣叹的杰作。金圣叹老师才高运蹇，乃古往今来第一鬼才。他看出《水浒》精华俱在前七十回，故而拦腰一斩，以求完璧。但他标举的旗帜是反对招安，假托莫须有的“古本”，其实书中多处做了窜改。当然，金圣叹的窜改往往对原文有点铁成金之效。我们一般情况下反对擅自改动原文，但事实上，谁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原文”经过了多少番改动，就连《诗经》，我都怀疑俺家老祖宗未必不暗暗混了几首自己的情诗进去。只要改动得好，人民就欢迎。而且改动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所以，我倒是建议喜欢《水浒传》者，可以先读百二十回本，再读百回本，再读七十回本，一定大有收获。特别是，读七十回本伴随着金圣叹的评点，读百回本伴随着李卓吾的评点，等于在跟最好的《水浒》专家同读水浒，免费雇一院士级的梁山泊导游，其乐何如也。
　　第三，史实问题。
　　“传”是一种历史文体，名曰“传”者，当有所本。《水浒传》被金圣叹等赞为可与《战国策》、《史记》同不朽的宇宙杰作，其史实究竟如何，历来为学者兴趣关注点。
　　《宋史》之侯蒙传、张叔夜传等载有宋江三十六人作乱事，但规模显然不大，很快被张叔夜平定。其实整个北宋时期，都没有规模太大的农民起义，不论王小波李顺还是方腊，前跟唐朝的黄巢比，后跟元朝的朱元璋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水浒传》只是借了宋江等人现成名字，踵事增华，夸大其威，扩展其势。而梁山泊“八百里”的规模和浩大的水军、激烈的水战，则不免令人想到南宋的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甚至想到朱元璋的洞庭湖大战。而《水浒传》中的地理错误也明显比《三国演义》要多，山东山西都搞不清。其实在山东的梁山地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宋江起义，也没有另外的大规模起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盗贼（参见《宋史》之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不过，梁山却因《水浒》一书名声大震。而历史上三十六人横行的“河朔”、“京东”却跟宋江渐渐断了关系。可见，《水浒传》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在演化过程中，超越了历史之真实，做强做大了文学之真实。前人谓《三国演义》是“七虚三实”，我看《水浒传》连“九虚一实”也达不到。因此，虽然名曰“传”，但早已摆脱了“史”。叙事者自由地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不存在《三国演义》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弊端，在塑造人物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境界，谓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恰如其分也。所以，读者不要再去山东梁山寻觅历史上的武松林冲鲁智深，而应在心里铭记他们的形象。史实问题，交给学者们去爬梳清理可也。无论文学还是历史，谁也不能保证其纯粹的真实性。艺术作品只要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就会是永恒的。
　　第四，主旨问题。
　　《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
　　第五，流别问题。
　　《水浒传》属于什么流派、什么类别的作品，似乎也存在不同认识。我所学过的文学史教材里说《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这固然是没错的。但仅此一个视角，不足以概括《水浒传》全部的流别归属。《水浒传》跟《三国演义》的产生年代大体相同，首先属于中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的语言属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那么《水浒传》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就是章回体通俗小说，所以《水浒》与《三国》同为中国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之滥觞。今人将《水浒》与《三国》、《西游》、《红楼》并列为四大古典名著，阅读者与研究者，均视为雅事。其实当初所有的白话小说均属于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总体上小说戏曲跟经史子集相比，就是“通俗”的。但通俗类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学品格上就不高雅。大量的通俗小说被时间的长河淘汰了，“四大古典名著”成了最高雅的文学。这一认识上的变迁经过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竭力标举，至晚清渐成共识，最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得到了固化。明乎此理，则知俗可以变雅，雅可以变俗。公主王妃可能沦落娼门，通俗小说亦可成为顶尖精品。
　　既然《水浒传》属于白话通俗小说，那么在通俗小说家族的内部，则不难看出，它属于“武侠”类别，与《三国》属于“历史”、《西游》属于“神魔”、《红楼》属于“言情”并列。说《水浒》属于武侠，是因为其主要故事情节有武有侠、以武行侠。“非特武松、鲁达等人，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即水泊之喽噜，酒店之火伴，亦隐隐有侠气。”（《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这与从“英雄传奇”等其他角度概括《水浒传》并不矛盾。可以说，《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武侠小说，跟今天最好的武侠小说比，也仍然傲居上游。当然，武侠小说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形态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迁移。但应该看到，无论《三侠五义》、《江湖奇侠传》还是《七剑下天山》、《书剑恩仇录》，都跟《水浒传》保持着精神上的血脉关联。特别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和上不畏官府、下不媚庸众的冰雪英姿，是《水浒传》照耀千秋、冠绝所有武侠小说的核心根源。所以，论及武侠小说，《水浒传》无愧为第一范本也。
　　第六，艺术问题。
　　《水浒传》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显然只有侠肝义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其艺术上的高妙。一是人物，栩栩如生。金圣叹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虽然并非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达到了“典型人物”的层次，但一部通俗小说能够让读者毫不费力地记住其几十个人物，这真是“下里巴人”令“阳春白雪”大为窘迫之处，套用旧时理发店的一副对联，“虽谓毫末技艺，居然顶上功夫”。当今中国文学概论里讲到塑造人物时，《水浒传》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例证。晚清小说大师苏曼殊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而《水浒》又高于《红楼》，
　　原因是“《红楼》所叙人物甚复杂”，不重复比较容易，而《水浒》中一百零五条好汉“同是莽男儿”，“同是强盗”、“同是壮年”，“故不重复也最难”。（《小说丛话》）
　　二是结构，金圣叹总结了诸多叙事技巧，什么倒插法、夹叙法，什么横云断山，草蛇灰线，什么正犯略犯、什么绵针泥刺，背面敷粉，足可写成一部《小说创作学》。一般人以为看《水浒》只是消遣，金圣叹却说“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晚清人评价《水浒传》与《石头记》云：“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眷秋《小说杂评》）我看《水浒传》之结构，大处宏伟庄严，开合舒展；小处细腻严谨，变化多端。“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象征“乱自上作也”（金人瑞《水浒传回评》）。而“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李贽《水浒传回评》）。这种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现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显示出堂堂正正的中华气象。
　　三是文字，“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写不出来。（无名氏《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文字既来自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实践，也是加工创作者精心提炼打磨之结果。如武大郎的故事，倘若在历史文体中，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而小说中“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夏曾佑《小说原理》）。李开先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一笑散时调》）读者不论是否喜欢《水浒传》的思想，对于《水浒传》的文字没有不肯定不佩服的。李渔说：“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闲情偶寄》卷三）金圣叹说：“《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读第五才子书法》）应该肯定地说，《水浒传》上承古代史传艺术精华，下开中国小说顶天立地囊括四海之境界，洵为中国小说第一不朽之杰作也。
　　第七，影响问题。
　　《水浒传》的影响，一是影响文学，二是影响社会。
　　《水浒传》以原汁原味的白话塑造人物，铺排故事，并取得巨大成功，这给了后世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启发。三言五语的白描就活画一个人物，成了此后中国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江湖人士树碑立传，始自司马迁，但大规模地创作江湖题材的长篇小说，则始自《水浒传》。“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叙》），堂庙衰而江湖盛。《水浒传》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英雄传奇和武侠文学，连《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的革命文学中也分明能够看出梁山泊好汉的遗风。以“盗贼”题材而居然成为文学的“正源”，天道巍巍，人心昭昭也。
　　《水浒传》影响社会，则更为人所共知。不但正式的农民起义都向往梁山泊模式，一般的小股“盗贼”也如此。很多起义者直接取用梁山好汉的名号，如宋江、燕青、插翅虎、一丈青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水浒传》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如“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大丈夫一刀一枪，博得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王法若还依得，便不造反了”等。这些混杂的观念表现出强烈的人民自主性，不但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凭藉，而且给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惧。《水浒传》里一些具体的情节也影响深远，例如毛泽东就对“三打祝家庄”非常感兴趣，专门以此来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折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矛盾论》）从中国小说的影响深远上来说，《水浒传》无出其右。关于《水浒传》的考证研究和评价争论的文字，其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八，观念问题。
　　由上述诸问题，自然可以确认《水浒传》乃中国第一流的小说，第一流的文学，与唯一堪比的《红楼梦》互有轩轾。但由于时代观念的演进，不断有保守或者激进人士对《水浒》提出猛烈批评。兹略举数项。
　　其一是招安问题，或从革命立场出发，认为招安便是投降，招安便非好汉，投降便是叛徒，先起义后招安更是伪君子，招安后当了朝廷鹰犬，又去屠杀其他起义者，则是坏上加坏，恶贯满盈。此类论述虽然抓住了要害，但未免责人过苛，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或从朝廷立场出发，认为对于盗贼焉能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金人瑞《水浒传回评》）颠倒体统，王法何在？授盗贼以高官，岂非诱使天下歹徒皆来效仿？此类问题见仁见智，难以定于一统，端在个人对人生体会之差异耳。
　　其二是暴力问题，当今许多热烈鼓吹法制建设的人士指出，《水浒传》宣扬暴力，破坏法制精神，通篇充斥着打打杀杀，对少年儿童具有毁灭性的负面影响。例如民营屠户镇关西，生活作风略失检点，但未犯死罪，鲁达作为一名基层警官，凭什么擅自将这位优秀企业家殴打致死，破坏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而且书中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大肆渲染血腥场面，明显具有变态心理。再如黑旋风李逵动不动手提两把板斧，不分官军百姓，排头砍去，明明是个变态杀人狂，金圣叹却赞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第五才子书法》），还有人赞李逵“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真不知何等心肠。还有武松打虎，属于杀害珍稀野生动物，手段残忍。李逵更是连幼虎都凶狠杀害，连“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一基本公民常识都不懂得。武松杀害阳谷县商会主席西门庆、林冲杀害政府公务员陆虞侯，杨志杀害自由主义青年牛二，都未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一部《水浒传》，就是一部野蛮杀人的教科书，是中国人不如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罪恶铁证这类大批判文字其实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焚毁查禁《水浒传》的理由之一也是因其“自掌正义”。不过现在的这类大批判，基本属于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不懂法理的驴唇不对马嘴之言。李逵说得好：“王法王法，若还依得，天下便不乱了。”《水浒传》从来不曾宣扬破坏法制而另行暴力，而是提出了一个法制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和恢复正义的问题。要求走投无路的起义者投鼠忌器，面面俱到，等于黄世仁要求杨白劳成为圣人。李逵之所以被看作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是由于“为善为恶，彼俱无意”（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赤条条一颗童心。把法制建设的责任转移到遭受压迫的苦难者身上，正如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卸到发展中国家身上一样，是典型的霸权思维和洋奴思维。一切暴力都既有明暗之分，又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去反对强势集团的软刀子暗暴力，却一味打压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明暴力，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暴力的。倘若该论能够成立，则一切武侠文学、战争文学皆可废矣。
　　其三，女性问题。20世纪末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烟尘四起，许多巾帼英杰挥笔做刀枪，痛批黑心郎。一些喜言是非又不敢谈论政治的男性公民也寻到了新话题，跟着邹七嫂在人群里乱钻。如同“文革”期间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秘密一样，如今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男性压迫女性的罪恶真相。其中罪大恶极的便是《水浒传》，因为一百单八将中，居然只有三个女性，可见女性被压迫到什么地步！更有那无厘头的书商，居然将《水浒传》改名为《3个女人与105个男人的故事》。而且仅有的三个女性，都不在三十六天罡里，最厉害的一丈青扈三娘，在七十二地煞里仅列在第23名，位居她丈夫矮脚虎王英之后，而那矮脚虎明明是被扈三娘“轻舒猿臂”、“提离雕鞍”给活捉的。母大虫顾大嫂位列倒数第八，母夜叉孙二娘位列倒数第六。一百单八将之外的女性，则基本都是淫妇、媒婆和妓女。阎婆惜给宋江杀了，潘金莲给武松杀了，潘巧云给石秀杀了。而这些男性杀害几位美女的动机都是嫉妒人家的自由恋爱，阎婆惜爱上了张三郎，潘金莲爱上了西门庆，潘巧云爱上了裴如海，于是这些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就残杀了这些女权运动的先锋。所以，《水浒传》在阶级问题上，在法制问题上，在女性问题上，都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古代朝廷查禁《水浒传》，看来执法力度还太轻了，应该挖开施耐庵罗贯中的坟墓，鞭尸才行。
　　不难看出，这都是用今天的观念去衡量古代的人情事理所导致的偏狭论点。如此批判，世间将无一部可以读的作品，昨天以前的一切都可以随口否定。这在文艺批评上是犯了“跨元批评”的错误，跟晚清某些学人盛赞《水浒传》具有“女权之思想”、“巾帼压倒须眉”（《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在思路上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必须先按照对象自身所在范畴的标准去批评对象，然后再与其他标准参照，才能确定对象的价值。否则，总是根据当下流行的观念去批评一切，那我们自己就成了流沙，在无情淹没一切生命之后，最后淹没在自己的烟尘里。
　　《水浒传》并非没有缺陷，如“说梦、说怪、说阵处”，都有败笔，前后文字不够匀称等，都已有论者点明矣，兹不赘叙。
　　《水浒传》八大问题略述如上，此心惟危，挂八漏万必矣，不过藉此试扫茅径，洁樽候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