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我对这个问题重新思考的是偶然翻到鲁迅、胡适的几封写给母亲的信。他们二位是出了名的孝子，这不必说，但通过家书来看：尽孝的方式很不一样。 鲁迅平时的文章多凌厉、忧愤，运笔常有苍凉之味。尤其狠狠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时常语出惊人。写给母亲的信则严守儒家的孝道，且流露着对该价值观的认同和忠诚。在这一基本点上，胡适和他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鲁迅聊的话题比较家长里短，如“牙痛近来不知如何？倘常痛，恐怕只好拔去，不过假牙无法可装，却很不便，只能专吃很软的食物了”；“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比夏天胖了一点，虽然还要算瘦，却很长，刚满六岁，别人都猜他是八九岁，他是细长的手和脚，像他母亲的”，等等。胡适则与母亲聊过当时的欧战形势，把两组势力细细列出来给母亲看；以及他个人的一些困惑，如回国之后，谈得来的女性朋友很少了等等。这里可以感觉到两种母子关系里不同的伦理内容。胡适和母亲有朋友成分在其中，遇事尚可探讨；鲁迅则只呈现汇报、聆听的姿态，令人不忘他的长子身份，有提挈家风之味。当然，此以二位先生成长经历之不同，与母亲的关系不会一样；而他们各自的母亲，也是极不同的两个老太太。 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不仅不产生对作者的割裂感，而执笔的那个人其实在阅读者心中更完整、更清晰了。我们读鲁迅的这几段家书，猛一看“很不鲁迅”，完全没有他在《二十四孝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商榷传统伦理关系的名篇里挑起的改革家气概；但仔细读，又“非常鲁迅”，不仅那些起承转合一看就是他老人家的手笔，他对母亲、妻儿的情意又深深掩在那笔墨底下读之甚至觉得有点呆，没任何直接的抒情。鲁迅的文字感很厚重，抒情的光芒一般透不出去。而鲁迅的文字本就是聪明通天又不时故意卖些呆气的。 比起两位先生的家书，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又由于他们所持不同的伦理内容，及所谈论不同的时代主题时时要渗入为人处事的教训中去，滋味是很不一样的。一封家书头枕的底本很多，既有家风使然，又书写者、拆阅者的人格背景、受教育水平，又当时当世那纷扰而牢笼百态的氛围、价值观家书作为一种文化，不仅形制上已比较成熟，其内容之丰盈、情感之多至，书写亦庄亦谐、或潇洒或质朴，更为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及。再往前看，刘邦的《手敕太子文》、诸葛亮《诫子书》、姜维《报母书》、欧阳修《与十二侄》、文天祥《狱中家书》等等，已在文学庙堂的极高处供奉。百代读来，其谆谆之叮咛、愀然之节律，涤荡多少勉强嵌在儒家价值观死肉上的崇论闳议、捕风捉影。中国人以其独特的生态，为人、行文是不容易讲大实话的，这些家书尽管也显得节制有余，总归跳不出既有的价值框架，而能慷慨其情，譬喻其理，仍不由得不令做父母、做儿女的常拿出来读读。 现在的中国，家书文化当然是一种消失的趋势。文化是有多元性的、是继续发展演变的，传统的家书虽逐渐淡出现有的文化格局，替代物必层出不穷。现在的父母子女团聚比过去容易得太多，但相处时间其实也没那么充裕。在这一需求动机的刺激下，以及可选择媒介的不断增加，家书的文明价值是被承袭下来的。无非过去的信笺变成今天的电子邮件、短信、微信，过去的“专此布复，恭请金安”变成今天更平等、更似友情关系的互祝快乐。在继续谈论这一话题以前，必须交代清楚：所谓文化形式和文明价值，前者是不停在变，但后者是基本稳定的。只要没有反文明价值的谬论或荒唐举措出现，文化形式的消失、成长、新生都应被尊重、欢迎。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偏好。今天仍有不少人坚持传统的家书形式，享受笔墨带来的独特快意；而这些有古典情结的如果遇到实在工作忙、没工夫写，也多半会发一条短信、打一通电话代替。但正如全球化带来的担忧一样，文明的内部价值总量是在不断增加，呈爆炸趋势的；而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则越来越趋同，越来越缺乏识别性。尤其今天的人越来越少在文化的细节上动脑筋，而更专注于开发新的文化形式，我们的身后残次品、半成品就扔了一地。比如过年过节互相转发的垃圾短信，部分代替了家书的功能，但我实在对这种替代感到不舒服。如果是你本人写的就罢了，很多传统家书也并不长篇大论，文采也不那么讲究，写成什么样我都认了；但各种垃圾短信近于劣等文人的行活儿，实在既没内容也乏形式。 一种成熟的文化形式，比如家书，偏偏是脆弱的。它会给初学者、外行人以距离感，夸大那种学习门槛的感觉，使这些人迅速投奔更不讲究、更流行的新鲜形式。尤其今天，创造一种所谓的新鲜形式（不是真的新的形式）并没什么了不起，更容易笼络对成熟的旧形式喊难的人，尤其年轻人。文化形式和文明价值一定是互相影响的，有些形式直达价值的中心。对形式的钻研、完善也在提升文明的本来价值；反过来，形式的奔溃、消失，也意味着文明价值本身的流失。 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等形成的“多维家书”，很难讲已妥善接过了传统的家书形式，且保证其固有的文明价值不流失。从宏观看，是接过来了，长期下去一定可以完成新陈代谢；但成功之前的这段路太难走，甚至要付出一代中国人修养上的牺牲。我过去会认为是文明价值先不在了，比如儒家的被打倒，然后才轮到诸如“四旧”的被清洗；现在越发觉得，是“四旧”先被抛弃掉，即文化形式先被抛弃掉，才有背后文明价值的关张。比如纳西族东巴语的死掉，随后可能带来整个民族特色的被淹没；而解密古埃及，弃他们原初使用的文字（Hirpglyphe）于不顾，还怎么去谈“神的精神”？ 所以我如今再见到一些非常业余的民族舞表演，一些写得像爬虫一样的春联，会闭上嘴并心生安定就在那些画得乱七八糟的红脸蛋里，在那些年幼而专注的眼神里，有过去文明的未来价值在闪烁。“消失”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守得住文明价值而以新的文化形式妥善相迎，就会变成好事。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张耀杰：陈独秀的专制与胡适的“悍”化采用最野蛮、最专制的态度来自相矛盾地提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留给中国历史的最为恶劣的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同样是在《新青年》时代，被陈独秀等人所“悍”化……丛日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的那场争论（上）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在1949年7月初成立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上，关于新政权采用什么名称，曾有过一番争论。我们今天再来仔细品味一下60年前的这场争论。据这些资料记载，本……王丰：国民革命期间的苏联政治顾问“甚妥，但宣传大刚（纲）应即起草鲍罗庭四月廿八日”。鲍罗庭，这位苏联派到中国南方政府的“政治总顾问”，在国民党党内一份述及广东组织商民团体的文件中，留下了这么一句批示文字……秦立海：《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崔珏：储安平党派身份浅析储安平先生创办《观察》周刊时期，曾把参政的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前者是“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在《观察》封……罗检秋：近代中国从“文明”到“文化”的思想过渡近代中国人的西方观经历了复杂衍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为标识的西器、西俗，至清末民初已成为文明的象征。一些书刊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巴杰：试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摘要〕政党领军模式的出现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欲建立一支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新式武装的情绪，也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梁景和：五四时期的“废婚主义”1920年春夏之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进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废婚大论战。论战双方以讲演、通信、评论方式撰文，畅快淋漓地表达了各自的感想……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唐小兵：知士论世的史学读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1990年代初期，余英时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后，引发了史学界与知识界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持久的讨论与反思，包括余先生的论文在内，大体上都是从20世……杨念群：康有为的乌托邦世界和大多数精于政治运行规则的人物相比，康有为更像是个孤独无助的“先知”和预言家。《大同书》的出世在满眼充斥着功利心的芸芸士子之中，总算留住了一丝乌托邦的想象种子，使他比同时代那些……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清末宪政改革背后所蕴含的“国家建设”目标，并非“挽救腐朽统治”、“寻求富强”或“救亡图存”等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