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海：《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因为当时真正让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注1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注2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希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注3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并要求“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
　　面对桂系的“逼宫”，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在此条件下，“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注4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之后，无疑是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二、毛泽东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将革命进行到底》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但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注5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主要是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此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已公开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应中共邀请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解放区；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呼声，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动摇，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注6
　　由此可见，“将革命进行到底”绝非无的放矢，它不但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求和活动的响亮回答，更在革命阵营内部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关注，随即进行了意见沟通，开始协调政治立场，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19人，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注7
　　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注8
　　八项和平条件发表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态度与反应，当天便致电东北局，要求“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召集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认为：“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的声明。
　　1月17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并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注9
　　当天，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来电做出答复：“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注10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此外，各位民主人士还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注11
　　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做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此为标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革命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注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注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注3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9页。
　　注4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4页。
　　注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1375页。
　　注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注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注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
　　注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注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注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