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怎样从过去走到今天，又怎样从今天走向明天，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课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欧游心影录》：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运动新阶段的开始
　　梁启超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该书写于他游历欧洲时。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欧洲严重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当时正在举行巴黎和会，他向国内发出信息，要求国内行动起来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因梁启超点燃的这把火而发动的。他在欧洲接触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都在重新思考欧洲近代以来那些核心价值的是非得失。他们在反思，欧洲为什么按照这些核心价值，资本主义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梁启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对他自己在19世纪末以来一直作为普世价值而积极宣传鼓吹的那些核心观念进行反思。他认为欧洲近代以来所信奉的个人本位、自由竞争、功利主义，达尔文所创立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学说，以及科学万能等观念，都要认真检讨。梁启超经过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一路走来的政治斗争实践，由于他对世界实际状况的了解，以及和欧洲思想界的广泛接触，开始重新思考这些他曾热诚宣扬过的核心观念是不是真正适合中国，是不是真正具有普世价值。《欧游心影录》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他思想的倒退，从文化的激进主义转向了文化的保守主义。最近我重读这本书，觉得过去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梁启超这个反思其实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一系列根本问题重新进行思考。他特别谈到了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认真地进行检讨，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批判精神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学说，特别提到了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因此，我认为《欧游心影录》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称之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出发。
　　19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启蒙运动，但基本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批评现实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而这时，不仅梁启超开始重新思考，孙中山也这样。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便特别强调了简单地把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移植到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有自己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特点。同样致力于发动辛亥革命的章太炎，这时也进行着同样的反思。他们共同的这一倾向，表明中国启蒙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这股潮流当时并未占据支配地位。包括梁启超积极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引入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积极梳理中国从先秦到清代的整个思想学术文化，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只局限在一个窄小的范围内，局限在书斋之内，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苏联的核心价值观取代了原来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到1949年以后，我们全面学习苏联。这段时间我们的全盘苏化，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学术等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大学，都曾照搬苏联那一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用苏联的核心价值观来支配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
　　从文明的角度可能会澄清许多混乱的认识
　　虽然我们一直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但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中国自己应该走的一条道路。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问题，切切实实地作符合中国实际的思考，是在经历了“文革”付出了那样沉重的代价后，才真正明确起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新启蒙”，基本上还是继续了近代以来的先是学习西方后是学习苏联那一条启蒙路径，而没有考虑到梁、孙、章等人的所代表的再启蒙。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成型后，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才开始对这个问题作真正的新思考。
　　如果一个国家不清楚决定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它的命运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怎么构成它的软实力？怎么构成民族的凝聚力？怎么能够搞清楚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
　　今天的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有不少还很严重。但如果我们看一看自己是如何从历史一步一步走来，就可以看到中国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应该用一个新的、更高的视角来思考。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分析。在今天，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和研究问题，可能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混乱的认识。
　　中华文明的三大根柢
　　重新认识中国，就要研究我们的文明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中华文明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谈论了中国的独特性，从公元前三世纪始，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好好地认识中华文明，一直用当年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所构建起来的框架来认识中国。但实际上，在运用这种体系研究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获得过一致意见。而用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有三个根柢：
　　第一大根柢，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这是观察中国的基本出发点和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能延续下来的政治保证。因为大一统国家最有利于解决农耕文明的水利和环保问题，最有利于解决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和平相处优势互补问题。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想移植西方制度，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但实践很快地教育了他们，因为中国各民族早已密不可分，形成了中华民族，强行分开只会有利列强瓜分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完备的制度保证，郡县制、科举制从社会草根中选拔了大量贤能进入国家管理层。官僚治国实际上就是精英治国，而他们大量来自于民间。
　　第二大根柢，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真正基础是一种家国共同体。在中华文明中，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个人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价值体现在他与家庭、地域、国家、天下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华文明就一直把人作为社会的人，不仅从观念也从制度上保证了这种延续。
　　第三大根柢，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没有一个像西方文化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宗教。影响最大的是儒学，它的最大特征是世俗的，是现世的。其实中国的诸子讨论的都是现世问题。这是中国文明精神生活的最根本特征，讲的是人应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和社会责任，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君子、圣贤。
　　中华文明要复兴，有四大核心价值要坚持与发扬，这就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义以制利，道以制欲”；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天下伦理的核心价值“德施普尔，天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