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勤：被规训的与被形塑的评江震龙的《解放区散文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中国学界便不绝于耳，呼吁者多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转型”的角度来阐发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不再掩耳盗铃的话，那么必须承认，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连最基本的提供史实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尤其是20世纪文学史这一块，其首要的工作并非“重写”，而是“补足”。
　　仅以解放区文学史为例，据江震龙博士的统计，“建国后至2004年的五十多年中，大陆发表研究‘解放区散文’的论文仅有五十多篇。”〔i〕“并且时至今日尚未见到专门对‘解放区散文’进行综合系统与纵横比较的整体研究的理论专著。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如系统性资料整理等。”〔ii〕因此，江震龙新近出版的专著《解放区散文研究》首先要“补足”的便是解放区散文研究中的“空白”：由精确界定“解放区散文”这一概念入手，对解放区散文的生存环境、创作规范、演进过程都做全面且详细的描述与刻画，从而展示了解放区散文的整体面貌。
　　当然江震龙并不满足于平面的铺开，而要向纵深推展。在勾勒出解放区散文整体面貌的基础上，他拈出鲁迅式杂文与报告文学作为纵深式研究中的两翼，对前者的日渐萎顿乃至消失和后者在数量上的繁荣与质量上的萧条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也揭示出解放区散文所呈现出的整体面貌直接出于政党政治的宰制。
　　本来散文能够在汉语文学史上占据一个足以与诗歌、小说等文类鼎足而立的重要地位（这在英语文学史上是难以想象的），便是由于其从源头先秦诸子散文开始便具备了一种智性和批判现实的品格，这种批判的品格在鲁迅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鲁迅式杂文”成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典范。但是当解放区当局宣扬文学为政党的政治实践服务，并用所谓的“敌我之分”来限制散文的批判指向时，汉语散文本应具备的批判品格实际上已被消磨殆尽，进而蜕变为一种赋予现实以正当性的文学，即所谓的“歌颂光明”。
　　那么仅仅具备赋予现实以正当性功能的文学有什么问题？
　　在我们接受某种现实之前，必须经由理智的审视，发现其中的缺陷（这是必然存在的），然后思考补救或改正的方法，这是知识分子必须做的工作，也包括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内。文学，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暴露其中的不足之处，最终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推动现实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现实不仅是社会科学，也是文学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一旦文学艺术或知识蜕变成一种仅仅赋予现实以正当性的力量，那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就会失去最为根本的纠错性力量，文学愈是歌功颂德，现实就愈是恶化，而文学也将彻底丧失自身的艺术品质。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学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吁中也多半带有揭示政党政治形塑文学之机制的诉求。江震龙对于解放区散文的研究同样有致力于此种揭示的意图〔iii〕，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出这种形塑机制并且把本研究推向一个独具特色的纵深结构的，还是江震龙对于几位著名作家的个案研究。
　　如果说前两个层面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或政党是如何形塑解放区散文的，那么后一个层面的研究则聚集于作家个体对于这种形塑力量的反作用。这其中有王实味、萧军因坚持鲁迅式杂文的批判品格而分别被剥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身为作家的权利；也有丁玲、何其芳自觉地接受政党政治的规训，结果是“破坏了自我旧的思想和风格，却未能创造出完美表现自我新的思想的艺术风格”〔iv〕，甚至“造成了自我意识与作家身份的缺失”〔v〕；还有赵树理和孙犁等解放区本土作家或因拘泥于政治实用主义而导致创造力日渐萎缩，或因善于汲取文学自身的营养而在意识形态与艺术水准之间保持了难得的平衡。正是对这些作家的个案研究，使江震龙的解放区散文研究真正形成了“整体主翼重点”的纵深格局。
　　然而，本书最具意义的部分与其说在于它构筑了一个纵深式的研究格局，不如说在于它开放出一个曾经讳莫如深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上述几类悲剧包括王实味的肉体被砍杀、萧军的作品被封杀、丁玲何其芳的才情被扼杀重演？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加严谨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首先，作为一个以文为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我们如何保障自己批评的权力，同时又避免因言（文）获罪？其次，如果我们的写作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党政治或者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我们何以获得与之相对抗的力量，从而不至于别无选择地接受规训，除非一死？
　　这些问题似乎超出了“正统的”文学史研究范围，但它们确确实实是最为困扰汉语文学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因此，如果承认文学（史）研究也应该采取一种本土性立场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就必须包含在汉语文学（史）的研究之中。
　　江震龙为自己的研究所确定的论域除了“展示‘解放区散文’的创作形态、深层价值和衍变特征”之外，便是“通过对‘解放区散文’的研究，诊断其审美范式及其影响，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vi〕，后一点与上述问题就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我们看到，他探讨了政党领袖的个人意见对于文学整体面貌的决定性作用，也探讨了当作家置身于外部压力之下时，其个体心性对其创作的另一重决定性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探讨了政党政治得以形塑文学的制度性成因：“所有来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都先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安排免费食宿，然后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将他们分配到单位工作或者进学校学习。单位里的‘公家人’，都按照一定的行政级别，在他们各自的机关、学校享受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待遇。1940年后，在延安的三万多‘公家人’已完全依靠党在思想、行动和生活上的全面管理。这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因为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而中断，除非经过组织上的派遣或遣散，延安的‘公家人’已经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者自行前往其他地区。”〔vii〕当物质上的依赖演变成一种制度时，思想上的被管制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局。一个反面的例子是“1943年12月，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萧军。因给招待所的主任提意见、引起争吵而离开招待所，萧军去乡下刘庄自己种地当老百姓；几天后，‘延安县政府的曹植县长来通知萧军，从今以后停止供给救济粮，原来大人孩子的供给全部停发了’，‘成了经济上一无所有的人了’。”〔viii〕
　　可见，当这些作家们进入延安，自愿接受了政党组织的赡养，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被规训的命运，同时也替解放区文学选择了一种受政治形塑的命运。因此，无论作家个体的被规训还是文学整体的被形塑，其实都是作家与政党政治共谋的结果。
　　如果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释这种共谋关系，则某一场域中的被支配者（即掌握该场域的资本较少者）往往倾向于与该场域外的某种势力合谋，从而为该领域引入某种异治性。但在江震龙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像丁玲这样的文学场域中的支配者也非常主动地与外部势力合谋，并通过这种途径来葆有自己的支配者地位。这个“中国特色”所遮蔽的乃是政治对于其他场域的渗透和控制的严重性，以及人们视此为理所当然，甚至因习惯而不意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好转，在当前的学术领域，学者与政治力量的合谋仍在继续，并同样以“学术制度”的面目出现，其结果就是各种受规划的“研究课题”。因此，江震龙的解放区散文研究所开放出的问题绝非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本土发生的文学现代性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当江震龙从本土的文学经验中开放出上述问题时，我们除了看到它们的本土性和时代性之外，还应将其置于一个更具普世意义的问题域之中，即关于文学自主性及文学制度的研究领域。我们如何对本土的经验予以理论化的处理，据此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学术探讨与知识交流，并最终将其升华为普适性的知识，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性进程做出汉语文学的贡献？如果我们不想再隔绝于国际学术之外，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江震龙的《解放区散文研究》所做的，正是第一步的工作，我们期待着他的继续推进。
　　注释：
　　〔i〕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ii〕同上，第14页。
　　〔iii〕作者自述该研究“对于从正反两方面梳理、概括出对当代散文创作有借鉴作用的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推进意义和整合价值”（《解放区散文研究》第15页），其实所谓的“反”方面的梳理与概括，指向的便是政党政治对于文学的宰制和形塑。
　　〔iv〕同上，第207页。
　　〔v〕同上，第190页。
　　〔vi〕同上，第15页。
　　〔vii〕同上，第3637页。
　　〔viii〕同上，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