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高校颓风日甚的深层原因

　　各种渠道的“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袭剽窃、胡编乱造，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
　　晚明首都南京的繁华，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回光返照，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就是描写这种繁华的。去年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读到曹红蓓的《在烟花烂漫中坠落》一文，觉得她用这个标题来揭示这幅画卷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很到位，而且发人深思。的确，事物的败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败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华的“热闹”中发生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我主要指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就颇有些“在烟花烂漫中坠落”的样子吗？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譬如曹文中说到，“士子”爱作秀，拿学问当“玩物”，“士风”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技”优势上市行骗，等等。她特别提到，在“钱神”的威力下，斯文扫地，社会风气浮薄而虚夸，为了多捞“好处”，“士”（学者、文人）与“商”（买卖人、企业家）便“互动”起来：“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这“士商互动”，简直活画出了当今我国学术界精神麻木和萎缩的一个“奇观”。
　　不是吗？官员（或曾为“士”）和商人（企业家）手中有“权”和“钱”，便向“文”靠拢，弄个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头衔戴戴，甚至被大学“特聘”为教授、博导之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时髦得很，在“业内”可增加竞争获胜的筹码；而大学的某些教授、博导们则时时事事觊觎着“权”和“钱”，一方面视“官位”为至宝，怕官、羡官、依附官，不忘“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一方面为了“兼职”赚钱，敢目无校纪，随意缺课或叫研究生代课，即使自己上课也忘不了与“商”的联系，手机在课堂上就堂而皇之地响起来。难怪民间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员、商人则很像教授”。
　　但我认为，这却不能怪“官”和“商”那一方。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当的，他们中的有才华者要是真做起学问来，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导们更差。我就读过官员的“学术著作”，并不比学术界弄出的那些伪劣之作差到哪里去。问题恐怕主要出在“士”这一方。正是因为这些“士”们不好好做学问，把学术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话，是他们糟蹋了、矮化了为学之道，才使得本来不学无术的“官”和“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用以“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虚假的头衔。要说风气坏，那是双方联手搞坏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批判了多年扼杀学术精神的极左思潮，学术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得到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曾一度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认认真真地做学问。那时大学里风气好，学风正，研究成果虽不是很多，但质量还是可以的。然而90年代以后，物质方面、硬件方面在一天天地强起来，而精神方面、软件方面却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我在触人多思的“世纪之交”发表过《失魂的大学》专议此事（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七八年过去了，学术界颓风日甚。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研讨会、规划会、新书首发式等）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这“工程”那“工程”的大量“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真是叫人不敢恭维，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显然，这样下去，不管“核心刊物”有多少“大作”登出来，不管“标志性产品”装帧多么精美，学术界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从目前流行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数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来看，实在不敢预期短时间内摆脱此一颓势的可能。
　　从“投入”到“产出”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从90年代以来更加细密和强化，它制约着种种申报、立项、拨款、评奖的规则和“潜规则”，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生计”（职级评定、生活待遇），能从根本上消磨以至摧毁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精神“自由”与“个性”，批判与创新。尽管许多人常把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挂在嘴上、写在笔下，然而一旦被纳入这个管理体系，面对具体的“利益”（“名”或“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看着学术研究的质量大幅度地下降，看着学术风气的浮薄、虚夸，我深深感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大溃败！他们对这个管理体制也有抵制和反抗，但失败之后就是无奈地顺从和认同，就是“依附”。正是在这种顺从、认同和依附中，鲁迅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真性情”消退一尽，他们探求真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麻木，逐渐萎缩。在麻木中萎缩，在萎缩中麻木。所谓“麻木”，就是失去了对事物的感受力与对文化高下、艺术美丑和道德善恶的分辨力，说白了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难辨；所谓“萎缩”，就是失去了那种超越既定“文化秩序”的想象力与对流行的“定见”、“陈见”、“偏见”、“俗见”、“官见”的怀疑和批判的能力。这二者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同步发生的，都是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之下，学术丧失“自由”与“个性”的结果。这一切给管理者的报复就是学术园地里“生产力”的下降。
　　文科的“生产力”主要就是人在精神上的批判创新能力，要靠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才能知其真伪强弱。这就大有空子可钻。当学术研究的真正“生产力”严重下降，可是“领导”和“主管部门”又要“多出成果”以标榜“政绩”时，怎么办？于是大家都一窝风地去多发文章、多出书。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书要弄些“大部头”的；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大钱。一块砖头那么厚的书，还算不上“大部头”，难以充当“标志性产品”，要摆在书架“一大排”，放到桌上“一大摞”才行。其实，只有工具书、资料书才可以这么办，而这又怎么能取代有独创性的个人学术著作呢？至于说到以“核心刊物”发表率评估科研，这种制度恐怕已经“异化”为一种中国的学术之“癌”了。说它是“癌”并不过分，因为它已经成为吞噬学术精神的可怕“细胞”。现在，偶见的学术佳作可能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而乘机牟利的“核心刊物”却常常发一些质量并不高的文章。
　　然而，国家“主管部门”和大学“领导”只认“核心”，只重“大部头”，只提倡“大兵团作战”，严重忽视个人的、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结果，无奈“依附”了体制的知识分子，其“精神”便渐渐麻木起来，并随之萎缩下去。麻木加萎缩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项目、课题无个性、无特点，雷同化、简单化，在低水平上重复这等于一部生产的机器在空转。但检查评估起来，“成绩”多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表面的“繁荣”（热闹）掩盖着真正的虚假与平庸。这时，教授、博导们一个个都“避免了个人主义”、“服从了大多数”，既有了“名”，又有了“利”，走上了一条“最安全”的无“学”而有“术”的路即失去了学术精神，仅怀谋生之“术”的伪知识分子的道路。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清末启蒙主义思想家龚自珍“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话。在那样的世风下，“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举世平庸、秩序严密，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庠序无才士”学校里没有有才华、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有“才士”，也往往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戮”，并非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戮什么心呢？“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关系到知识分子良知存灭的这“六心”，我们被“戮”过吗？我本人可以坦言，我是被“戮”过的，正在努力恢复中，而且一面恢复一面还在被“戮”着。看来，没有真正的体制改革，没有一场“五四”式的现代启蒙运动，我们是难以复此“六心”，从精神麻木和萎缩的邪路上返回的。
　　2008年3月19日于南京大学跬步斋
　　（《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9日“文化双周教育”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