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申：我观北大清华

　　我在北大工作期间，不时有人告诫我“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我以为这是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办学原则。大学最忌讳的是千校一面，用一个模子复制。我们既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也不能把清华办成北大。北大清华应当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领风骚。
　　我先后在清华、北大求学就职三十年，也许是因为我对清华、北大都比较熟悉，因此经常有人问我对两校的看法。
　　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
　　北大和清华都有着很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表现形式大不一样。清华不但自我感觉好，而且很关注别人的评价。北大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反正北大就是这样。清华注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致的。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面说了清华的坏话，就会触犯众怒，招致“群起而攻之”。而北大则内外无别，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在一些评奖、评优、举荐人才的活动中，因为来自北大的评委揭自己的短，而使北大落败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在清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上级部门到北大、清华考察人才，在北大考察的结果往往是“虽然但是”，
　　而在清华考察的结果往往是“不但而且”。
　　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都允许存在，很难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在清华，校方意图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对某个问题能形成强大的主旋律，在困难时能够万众一心，集体行动，甚至逆流而进。但对于不同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有时则缺乏必要的宽容。
　　北大和清华都地处北京市海淀区，经常要同市、区、乡镇、街道打交道，没有地方当局的支持寸步难行。如何处理好同地方当局的关系，是个大问题。如果学校自命清高，凡事走上层路线，那麻烦就多了。海淀区的一位领导对我讲，清华从区里得到的实惠要比北大多，而区里对清华的印象要比北大好，为什么？北大太清高，对地方当局总喜欢提意见、提要求、讲道理，缺乏尊重，不会说“感谢”二字，似乎别人为北大做事都是应当的。道理很重要，但光讲道理是办不成事的。他希望北大以后在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换个思路：第一，学会尊重，善交朋友；第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三，才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照理行事。清华在同社会打交道时，要比北大精明、务实得多。
　　北大和清华不仅有“异”，而且有“同”，在本质上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这两所大学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都充满着追求真理、崇尚知识、珍视人才、关爱学生的大学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与清华的“厚德载物”，北大的“敢为人先”与清华的“自强不息”何其相似！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志向远大、锐意创新、功底扎实、注重后劲等等，这些都是北大和清华共同的办学思想。
　　北大和清华既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彼此都把对方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北大与清华在客观上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兄弟关系。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如果北大遭到厄运，清华也大抵在劫难逃。今天，不仅社会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北大和清华相提并论，而且政府在出台有关大学的政策措施时，也总是对北大和清华一视同仁，尽可能“一碗水端平”。比如实施“211工程”时，教育部对两校的拨款均为3。5亿元；实施“985计划”一期项目时，国家对两校的投入也均为18亿元。
　　北大和清华一墙之隔，校园犬牙交错，彼此声息相通，人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华的成就是对北大的鞭策，北大的成就也是对清华的激励。清华发生的事情对北大来讲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反之亦是如此。北大的师生常以清华的经验批评北大领导“治校无方”，清华的师生也常以北大的突破责怪清华领导抓事不力。在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出台之前，两校都会主动了解对方的动向，弄清对方的虚实。以至于北大和清华在入冬时哪一天开始供暖，开春后哪一天停止供暖，都会自动取齐。
　　北大和清华不同的个性特点，很难用优劣高低加以评判。清华就是清华，北大就是北大，清华不是北大，北大也不是清华。
　　任彦申，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