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公共生活中的“原罪”

　　有一次，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17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第131节，这一节讨论的是基督教的“原罪”问题，也是帕斯卡尔在讨论“人的境况”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原罪的《圣经》故事说，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一起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服从上帝的命令，治理这个世界。可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戒令，犯下了原罪，这原罪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以致所有的人类至今都全是有罪的。人类必须等到耶稣重新来到这个世界，重新解救人类，才会有机会解脱原罪，重新回到上帝在创世时与人类的原初关系。
　　在第131节中，帕斯卡尔本人对原罪的解读是传统的。他碰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要当下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为他们6000年以前的先人承担原罪，这是公正和正义的吗？帕斯卡尔认为，人类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成了一个“谜”。人类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无法抛开这个问题来生存，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不能想象没有这个谜的人类”。怀着这个不解之谜而生存，便成为人类的宿命。
　　我的不少学生都来自天主教家庭，他们熟悉“原罪”故事和对它的传统解读。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同意帕斯卡尔的解读。有的学生认为，一个人的原罪是不能传递给另一个人的，每个人也无需为他人的罪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原罪解释：任何一个人都不应当为别人在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只能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有一位学生说，罪在人类中一代一代传递，不仅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在道义上也是非正义的。不少其他学生同意这个看法。在美国的个人责任民主文化中，这种看法最能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还有一位学生说，她在人类学课上学到，可以不直接从字面上阅读原罪的故事，而是把它当做一个“神话”，一个象征，从它看到每个正常个人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转变，那就是，人类的道德天真（单纯无知，无自我意识）必然要转化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自决。按照这样的理解，原罪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所以与人类历史没有关系。原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有某个原罪，它对他个人一生中都有影响。
　　另外有一位学生从社会学来引申这一观点，提出，原罪的“传递”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破坏”的后果，那就是，如果最初的道德盟约或其他规则被破坏，那么，由此造成的道德破坏或伤害可能遍及所有他人，甚至子孙后代。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例证的。
　　我觉得后面这两位学生的看法特别具有现代公共意义。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恶进入了这个世界。一旦这个恶（非正义）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开始存在那里，它就在起破坏作用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这个恶或罪无可避免地会改变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个人行为，普遍程度可以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些受影响的人们于是有了不道德的行为，造成并强化一种普遍的，人人作恶的生存处境。
　　在这个处境中，每个人都参与了恶，都在影响或鼓励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参与罪和做恶事，没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隔离的。每个看来是个人的自由行为，其实都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个人选择。他所做的选择，做出的行为，都与他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中的他人密切有关。在美国，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原罪。
　　这样解读原罪与每个人的关系，与阿伦特和哈维尔对极权社会的分析极权主义败坏人类道德生存处境相当一致。例如，“文革”的时候，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之中。
　　即使我们对“原罪”这个问题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也不会削弱了讨论“原罪”问题的人文价值意义。如帕斯卡尔所说，这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是一个“谜”。但是，又和帕斯卡尔所说的不同，我们讨论这个“谜”并不是为了把它当做我们今后生存的一个“宿命”，而是为了反抗和改变这个宿命。
　　今天，我们仍然在为“原罪”的破坏付出代价。中国古代的人都敬天知命，相信神佛，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不敢胡作非为。对神的信仰，也使人们的道德水准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但在世界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强权彻底破坏了人的“敬畏”感，人变得为了功利目的，急功近利、无所不为。于是，弄虚作假、谎言欺骗变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开始在政治、社会、文化、商业、人际关系中无不充斥着虚假和谎言。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德害人的事情举不胜举，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出现了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可怕局面。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道德畸形，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落到这么一个道德堕落的境地中来的呢？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么问，问的其实就是“原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