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顺口溜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
　　这一段顺口溜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顺口溜越是盛行，现实中的我们就越是无奈。名流教授会向你解释，你今天的无奈都是基于你的无能，不能怪别的。他们会编织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论，头头是道，吐沫四溅，你听得云里雾里，他讨了欢心和实惠。
　　房地产大鳄高居金山银行之上，将贷款购房者斥为“房奴”。权贵号召人们要“爱国爱党”，在他们的辞典里，“国”即“党”、“党”即“国”，“爱”者即“听话”也，至少要表现出听话。简而言之，你不要成为公开指出皇帝没衣服的那个小孩，大家心照不宣，不要把这层透明的窗户纸戳破，心里明白，嘴上没说，你就是良民。
　　面对顺口溜所概述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装聋作哑的沉默，我们可以装疯卖傻的游戏，我们可以天昏地黑地娱乐，可以挖空心思地赚钱。一句话，我们可以按生物的本能选择自己的生存，可以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圈里尽情地舞蹈、放声地歌唱，只要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我们就会活得“自由”而潇洒。
　　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娱乐，如果稍有越轨，说出了哪怕一点点真相，那也是不允许的。做过多年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的刘忠德，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事。赵本山有一年春节晚会演一个“一串王八蛋”的小品，节目本来有讽刺乡长大吃大喝的内容，如顺口溜中所说：“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正常渠道不通，顺口溜就出来
　　乡镇官员大吃大喝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这样的节目就是通不过审查。部长大人“看了三四遍”，最后楞是给改了，也是反复改了三四遍，理由很堂皇：“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依此类推，各级官员毫无疑问都是不能讽刺的，更不用说直接的批评了。
　　鸣呼，当普通民众所有表达意愿的正常通道都被无情的堵死，当新闻媒介被架空社会公器的职能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和娱乐机器，除了饭桌上谈论国事，在菜市场骂几句，在公园发发牢騒，我们这个铁桶般的灰色江山，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正当的批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短信、网络或口耳相传等方式，相互传递一些顺口溜，几乎就成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表示某种心态的载体。
　　朝代越衰败，民谣越流行
　　顺口溜在我们这个古老大国是有久远的历史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顺口溜、打油诗或者叫民谣从来没有断絶过。越到了一个朝代走向衰败时，民谣就越流行。远的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讽刺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元末的“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末的“十八子，主神器”；乃至“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近的如1971年举世震惊的“913”事件后，大为流行的“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首民谣；在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夕，“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之类的民谣就已传开了。
　　这些或出自佚名作者的创作，或是在流传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所表达的或对改朝易代、时代变迁的愿望，或是对权臣奸佞、贪官污吏的痛恨，或是对某些清官、明主向往，或是对社会风气转换的感慨。比如关于“官场言论准则”的民谣：“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国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吃”的民谣：“官场吃公款，商场吃回扣，赌场吃‘洗钱’；工人吃低保，医生吃红包，警察吃罚款，编辑吃‘版面’，学校吃‘择校费’，演员吃‘出场费’，运动员吃‘身价费’，小姐吃‘青春磨损费’”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毋庸讳言，这些顺口溜，确已成为无权无势的民众自我取乐的方式，一种属于“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发泄苦闷的方式，同样传达出无望、无助又无力的普遍社会心理。
　　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靠的是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了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这是顺口溜在传播手段上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民意的一种反映。
　　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这些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在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
　　一滴水可以见出太阳，短信爆炸时代的顺口溜，也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