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鸿：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国家公祭应该制度化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定9月3日为全国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1951年8月13日的《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中明确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国家举行由国家领导人主持的公祭，既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在《礼记》中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重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在特定的日子如清明、端午，个人、家庭和社会祭祀天地、祖先和先烈，是礼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延存的优秀人类文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组织的祭黄帝、祭孔曾延续了上千年。通过这些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和价值取向，也捍卫和承继了民族精神内核和本源。近年来，在全球化潮流中，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前提下，随着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官方越来越重视祭黄、祭孔等传统礼仪，希望以此“挟中兴复古之德”。通过它们也的确能起到凝聚民族精神、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作用。去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一万多名社会各界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此举不仅缅怀了先烈，寄托了哀思，振奋了民族精神，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热爱和平、捍卫和平的信念和决心，举世瞩目。相较于其他国家，目前我国还缺乏一个由中央政府举办、国家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制度化的公祭。在对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大战略下，在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下，这样一个公祭甚为必要。
　　公祭对我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前辈英烈“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值得纪念凭吊，但公祭还不只是为祭而祭，它是人之为人、民族之为民族、国家之为国家的价值和理念追求的体现，祭先烈是为了后代更好地生活。2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物质需求日益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社会关系失范、道德伦理面临危机等问题出现了，也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和担忧。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年初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切中了时弊。要实践“八荣八耻”，必须需要具体的承载形式。在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国家公祭可以引导教育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热爱祖国和人民，与“八荣八耻”中“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正相吻合。也许一年两年短时期的公祭形式产生的教化效果并不明显，但长期坚持下去，正像重大活动前升国旗唱国歌一样，每一次的缅怀和思考，都会春风化雨般激励国民牢记历史、效法先烈，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国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根本信仰和热爱，帮助重塑民族精神系统。同时，公祭由国家领导人主持也强化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巩固了执政的群众基础。
　　在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国家公祭也可以帮助还原历史，透析现实，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向往，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尊重。中国决心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为和谐世界尽自己的责任，就必须要展示中国人民热爱、维护和平的决心，用历史的真实和国家的集体行为来消除建设和谐世界的不和谐之音。欲信人者必先自信，欲立人者必先自立。公祭就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自信、自立的一个途径和表现。日本领导人前不久又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一再公然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在这种国际氛围中，我国有必要对本国国民和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民众加强历史的理性宣传和熏陶，让世人清楚中华民族为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奋斗牺牲的精神，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公祭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行为，它可以世界宣示：公祭并不是想挑起仇恨、睚眦必报，中国人民可以超越仇恨，但决不能忘记历史，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随时准备为世界永远和平、永远远离战争而献身，止戈唯武。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公祭可以强化我们的仪式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缺乏而需要仪式感，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对于人而言是神圣的，人类需要对得住这一神圣的称号，为了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仪式感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得：表演（包括回忆）、拜物和创造。公祭是一种拜物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表演和创造，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仪式感，完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