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革命、同志，他是谁的主席一论江山好改，话语难移

　　前不久读到朱学勤先生的《八次犯规，破位下行》，觉得文章写得好。依据的都是白纸黑字，据实说来，严密推理，心气平和，明白晓畅。但对文中的一个称呼觉得用得不妥。他文中提到毛泽东时，用的是“毛主席”。首先是觉得不舒服，我自己感情上觉得不对劲，就咂摸着作者对毛泽东太近乎了，今天用这个称呼是否太有点感情色彩了，有点一往情深的意思。但仅就这个感觉是应该一笑置之的，犯不上写字来说的。让我能提笔写这个话题，主要是这个称呼在许多地方被我们使用是错误使用的、名不符实的，用毛泽东自己也引用过的话说叫“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就共产党论，就算我和朱学勤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作古，他没当过一天我们的主席。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从我们记事起，他也没当过我们的主席。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在他的直接纵容或间接默许下被整死了，难不成现在倒把主席的称呼安到他头上？到了1971年要开四届人大，毛泽东坚决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许设国家主席。他用他的毛体语言说讲了“六万句”。原话是这样的：“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这里少个逗号，郝注）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都不顶，等于零。”（引自曲爱国《九一三前的秘密召见》载《作家文摘》2000年9月12日1版）从此看来，现在人们还叫他主席是就跟让他睡水晶棺材、躺在天安门广场一样是违反他本人意愿的，似乎也没征求家属的同意，有点侵犯人权。当然，我认为称主席不妥主要原因是这使得我们说话名实不符。就毛泽东而言，就有许多称呼，内里的差异实在让人觉得有趣、有气。一般而言是称毛主席，但很多这样称呼的人其实没这个资格，就象我和朱学勤之流，咱这类跟毛先生明明疏远的很的人这样称呼就会让人感觉不知道在跟谁套近乎。公家的正式称呼倒是称毛泽东，要是谁写文章称之为“主席”，那作者与他的关系一定很近，感情一定很深；这里面还有个身份问题，“主席”就不是一般小草民好叫的，小老百姓对他感情深的一般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可要是光称“老人家”就不对了，多少有点大不恭的意思，其实在民间和干部中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用法就是“毛老头”。有一次我看一个电视“记录片”，访谈一个老大爷。大爷嘴里说的是“毛老头”，屏幕下方打出字幕却是“毛主席”，那位电视编导尊重前领导人是以强暴老大爷为代价的。他还是一位“记录片”编导！使用这些重大、革命、历史语词之时，我一直比较谨慎。我在1996年3期的《读书》上《义和团病的呻吟》一文中提到毛泽东，使用的措辞是“已故主席毛泽东”。现在想想，意思也不是很严密。也有的人叫“主席”是对毛泽东没有感情、没有崇敬的，那就是在许多民间段子中使用这个称呼，这时说段子的人往往是学着周恩来的腔调叫道：“主席”。当然，对领袖人物的称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年来在各单位组织观看五个一工程的《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大”片之后，民间又多了一点时髦，流行以周恩来的语调称呼毛泽东为：“主席”，听起来很有点韵味。对周恩来也差不多，有叫“周总理”，有叫“总理”，除了国家正式出版物，好象叫“周恩来”的比较少。当然我也看见有人不厌其繁，写文章一水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过在口语中倒没人这么饶舌。与对毛泽东的称呼不同，叫“总理”的人比较多，好象谁都能凑得上去套一下近乎。不知为何，我一听见“总理”这个称呼就觉得下面要连着的是“敬爱的总理未长辞啊，他又去视察祖国的山和水”。
　　我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因为我看到周围随便用词和巧妙用词的事例实在太多。有的太好玩，有的让我太生气以至绝望。许多词语上附着的污泥浊水实在太多，引起的残酷联想实在太多，有许多真是残酷“毙了”。现在的小孩没几个人知道，在“反右”和“文革”和毛泽东搞的其它运动中，叫不叫一个人“同志”可性命悠关。新千年第6天，一个出版社在朝阳公园的戛那酒吧开一个图书首发会。沈昌文先生介绍来宾，一口一个“某某同志”、“某某同志”。我的耳朵就竖起来了，我建议沈先生还是以先生、女士介绍，他欣然接受。我觉得要是以同志划分，在场的人可能要四分五裂，附近的好几家酒吧都有生意可做了。因为在今日中国，我们的“同志”一词显然不是指大家在菜肴上的口味爱好，也不是指文学趣味上的差异，更不关乎一个人的“性趣”。“同志”是一个被彻底政治化了的词，它是指几个人或更多人在政治观点、生活信念、社会理想上有共同之处。这就很难“同志”了，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正式场合说话时就不能随便“同志”。
　　组合得最为巧妙的两个词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好在小学生语文比赛上得奖。我相信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解释：“七分人祸”。其实那三分是刘少奇给毛泽东留的台阶。明明是人祸，可有一段时间所有的报纸、历史教科书都说是“自然灾害”。可怕的是我自己现在经常改不过口来，说出话来语无伦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啊，不对，没有自然灾害，《方法》上有科学家的研究，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要么含糊点，咱们叫三年困难时期，不，准确地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期，这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准确概括。”戈陪尔博士厉害呀，脑子洗好了以后，我想改口，哪那么容易。
　　关于“文革”最可怕的一个名词就是“十年浩劫”。它无人称、无主语、无动词的单复数。这就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一个上天降给中国的倒运时期，这里面既符合了中国人那种“在劫难逃”的宿命论信念，又浸透了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汁液。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还在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来把文革述说成必然的，还想计算文革的“功过得失”，还说出“要是没有文革，我们今天能如何如何吗”这样的句式。
　　最让人害怕的词是“革命”。朱学勤先生在1999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以此为题的文章里说得漂亮又准确，它是“最近一千年里人类最惊恐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词汇”。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把革命中的这个“命”理解为生命的“命”，理解为“人头”。我很长时间内理解的“革命”就是“急风暴雨”，就是要人头落地。这首先是受毛泽东的教导，是因为脑袋受过文革意识形态的洗刷和浸泡。我背诵过的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其实，“革命”的本来意思是“实施变革以顺应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的疏是：“革其王命，改其恶俗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其王命”的意思是修改王发出的最高指示，没说要把路易十六或者某个国家主席推上断头台。
　　因为我们对革命有不同的读解，革命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也的确具有中国特色，所以我们围绕着是否要“告别革命”产生了一些十分纠缠不清、很对不上口径的争论。类似的词要让我好好想一想的词还很多，大的小的都有。比如“围攻”、“传统”、“天”、“天人合一”。说这些不是要所有人来做小学工夫，都来说文解字，但希望我们说话写字自觉一点、小心一点的意思是有的。丰子恺回忆过当年李叔同跟学生较真的事，一个学生写作文说父亲去世时自己“星夜匍匐奔丧”。李叔同就非问他：“你真的是在地上爬着去的吗？不是就不要这样写。”今天，我们的暴力、我们的温柔、我们的深思熟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语词上表现出来的。首先要建立遣词造句的自觉，接着才是话语的自觉，思维的自觉。不然，就会把反抗变成革命，变成话语上的对吵对骂，变成政治思维上的取而代之。一个政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是能塑造自己的臣民的话语，这样它就可以预先消灭其中可能出现的反抗者，把他们变成体制内的竞争者。教会了人们说话，就可以铸剑为犁，把农民起义的非理性力量变成“彼，可取而代之”的宏图大志，把挥动的板斧的李逵变成维护超稳定的封建金銮殿的木匠。现在看看伤痕文学和一些牛棚里出来的控诉，最可怕的地方是发现被迫害者完全重复的迫害者的整套思维模式和话语。这些语词的底层是一种价值观，是个人所认定的现实。有时候，我对这些现象实在恐惧、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就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说：脑子洗好了。深圳有一位王四四先生着急地呼吁：“学说话，要从孩子抓起”。所以，我没法把这些词和它们的使用看作是什么等待我“解构”的“文本”，因为它们太“不理论”了。我更关心的并不是“理想的语言”，我更关心的是肮脏、混乱、又趣味无穷的日常语。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是完全正确的。”我更认为，今天寻找元语言、处处要求语言的“清洗”、“纯洁”是很容易飞入空中的。我看到一座座华丽的理论阿房在宫空中飞舞。徐友渔先生也好象不太喜欢一些大师无限鼓吹“语言转向”，他说：“无限制地搞泛文本化，甚至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当成供他们任意拆解、拼合的文本，以文字游戏代替道义立场和价值判断。语言的无所不在往往是障眼法，掩盖的是无所不在、尖锐逼人的社会问题。”（见1999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语言》）看来，在人们快要学会说话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谈“话语”。就我来看，今天的难处不在于指出所有的语言都是话语，所有的语言都是乌托邦，而是挑出乌托邦语言学、乌托邦“元语言学”、纯粹“元学”在中国的独特语境和意义，是挑出这些“话语转向”理论的现实定位和实实在在的用处、好处。当然，这与我前面说的谨慎用词是两个层面的意思。江山好改，话语难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