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小说窗（7）“渗延”困境

　　“渗延”是一个我们迫不得已而新造的词。
　　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词来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各种因素并不是一种有时序的排列，它们之间不是一种互相有界限的先后关系，而是互相掺杂、互为渗透的。这些因素弥漫为一团，使我们仿佛感到它们各是自己又非各是自己，纠缠不清、无法分解。用一个勉强的形容：桌上有半杯咖啡，这时我们高高举起奶罐向杯中倾倒洁白的牛奶，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景观，牛奶与咖啡先是各自分明的，但很快互相溶和了，而此刻，我们依然可以断定杯中既有牛奶，也有咖啡。在这个形容中，若要更符合我们所要说的那一种状态，似乎是在牛奶刚倒进咖啡杯中还尚未完全溶和的那一瞬正互相溶解的那一瞬是牛奶，但又不是罐中的牛奶，是咖啡，但又不是杯中的咖啡，两者之间的溶和还有着逐渐淡化的形象。
　　对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可以用“渗透”这个词。但却不尽人意，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时间的状态，它是运行的溶和之下的运行，运行之下的溶和，是无数条支流汇合而成的奔流。在呈现这一“柏格森式”的状态时，我们用了“绵延”这一词。而“绵延”这个词实际上也不贴切。因为，它尽管有了“延续不断”的意思，但却并没有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的意思。
　　“渗延”一词，字面上是好看的，也是可以意会的。我们姑且用它来呈现我们所说的那样一种状态。
　　情感就是这样一种渗延状态。
　　而小说正要把我们带入这个领域。这样，小说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作为渗延状态的情感是难以被语言表达的。因为语言是分析性的，它难以使它所表达的情感仍处在渗延状态。
　　情感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空间概念。情感的流动，不是位置的移动情感没有位置性。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空间概念。空间概念之下的一切，都是以位置来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由于空间概念之下的一切都有位置性，因此，空间概念之下的一切都是清晰的，它们存在着时，有边缘与轮廊。而时间概念之下的一切，却因为没有位置性，因此，时间概念之下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它们存在着时，没有边缘与轮廓，它们在运行，但却不可能被分解成无数的线段，甚至不能被分解成无数的点过去、现在与将来，是互相渗透与包含了的，当然不可被分解。
　　时间就是这样一种性质。
　　时间概念之下的情感自然也是这种性质我们之所以将情感归入时间概念之下，正是因为它与时间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柏格森在研究心理、意识、情感时，喜欢用一个词：一堆。在这里，“一堆”也就是溶和，也就是“多种”的“合一”。它意味着各种因素不是以排列的形象出现的。
　　任何一种情感，都不是单纯的。在从发生到结束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掺杂了许多因素，从发生到结束，会有不同的表现。柏格森在分析“悲愁”这样一种情感时说：“悲愁在其开始阶段不是旁的，而是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朝向过去，而是我们感受、观念的贫乏化，以致好像每个感觉或观念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已有的细微贡献上，以致好像未来的发展不知怎样被打住了。悲愁在其最后阶段是一种惨痛失败的感觉，这感受使我们放弃一切希望与一切努力；而任何新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我们更加体会自己的努力是枉费心机，并且反而在我们心灵中引起一种苦味的愉快。”其实，以“悲愁”命名的这种情感，其复杂程度与不稳定性要远超柏格森的分析。柏格森还陷入了他向他人指出的“情感不可分析”的尴尬。情感的实际状态是不能用“最后的阶段”、“并且”这些表示前后关系的字眼的。因为，以“悲愁”为主要特征的这一情感，在其酝酿以及流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些似乎隶属于它的情感，是互相浸染了的。“苦味的愉快”早在“惨痛的失败”中已经埋下了种子，它并非是一个与它的“之前”断无联系的、突然的、全新的转折，它是带着“之前”出现的。
　　忧郁、沮丧、颓废、欢乐、激动、苦闷这一切都可能被小说写到的情感，其实无一是单纯的。这种命名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粗略的说法，是出于容易识别和说出的方便。当你说你“苦闷”时，实际上连你自己也无法说得清“苦闷”究竟是什么。在你被这个所谓的“苦闷”所纠缠时，你并不是由始至终地在一种清晰的、稳定的情感状态里。你根本无法对人说：它在，还在，就是它，就是它。而实际情况是，你对它捉摸不定，它像你乘坐飞机飞过云层时却遇滚滚气流，云彩翻滚不息，无法识别这是一朵，那是一朵。它们是一堆混杂的一堆。这里面还有懊恼、伤感、无望、无聊、绝望并希望自己堕落等情感与欲望。在这流动的过程中，随时还有新的因素加入，而任何一种新的因素的加入，都会对这种流动产生作用。那些因素互为渗透，互为滋养，又互为吞噬，绝不停留在原地，而向前不住地流动，真所谓泥沙俱下，浑茫一片。
　　在这些情感流动过程中，在我们的主观感受上，其情形又犹如一列火车在黑夜中奔驰，因为一会要穿过邃洞，一会要穿过一片被朦胧的月光照射着的田野，一会要从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边上缓缓通过，你在车厢之中，则不时地感受到光的强弱：淡、暗淡、漆黑、微亮、大亮、灿烂，又是淡。因此说，情感只有强度强度是一个与时间概念相配的一个概念。
　　与空间概念相配的一个概念则是：广度。
　　柏格森认为有两种数量：“一种是广度性的和可测量的；一种是强度性的和不可测量的。因为这两种数量既然都被称为大小，又被认为同样地可增可减，人们就从而承认二者之间有些共同的地方。但从大小这个角度来看，在广度性与强度性之间，在占空间与不占空间之间，能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大小很难用于强度，它似乎只适合用来表现空间状态：大教室、小教室、大箱子、小箱子。而高低好像仍然也只适用于空间：高处、低处、鹰飞在高处、燕雀飞在低处。它们标出了它们的空间位置。强度似乎很难加以测量，如果一定要测量的话，那么只能用强与弱去表示。
　　这时，我们又看到“渗延”强与弱之间，没有切线，没有隔绝的樊篱，它们是一种互渗向前的关系。
　　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苦闷”
　　它似乎出现了，并且在无缘由的，就如同时间没有缘由一样，它开始占领我们的心灵，慢慢地浓重了，几乎遮闭了心灵，不知为什么，又淡化了，淡化得似有似无，但我们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像无法散尽的雾，还在飘游又浓重起来，十分的浓重，浓重到使我们感到天地间一派灰暗，毫无生机，也毫无出路但就在这样如此强烈的感觉中，却还时不时地有另样的情感插入，就像乌云被撕开一条狭窄的缝隙，喷射下一束阳光。可是，这条缝隙倏忽间又闭合了，依然是一片黑暗。我们似乎麻木，又似乎清醒地感受着它对我们侵蚀就像它来得毫无缘由一样，它的逐渐逝去，似乎也是毫无缘由的。它逝去了，留下的却是一片怅然，并且分明还有它的痕迹。
　　情感就是如此。
　　把不占空间的东西变为占空间的，把质量变成数量，这在柏格森看来是“非法”的。
　　然而，小说要做的恰恰就是这种非法之事。小说无法绕开情感，小说从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因为它将自己交给了情感才被人们看中的。新小说违背小说的初衷，企图摆脱情感，重新布置小说的任务，重新确定小说的职能，其结果，它只能作为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实验的过程而被记录。小说的“情感使命”，是注定了的。这样小说就陷入了两难：必须反映情感，但一反映情感，就使得时间性质的情感空间化，因而也就是非法的。
　　我们且不去讨论合法与非法的问题。先来看一看小说是否真的将情感空间化了？小说将情感空间化是否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必然？
　　我们直指语言。因为它的本性决定了小说在呈现感情时的方式。
　　语言的线性经过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分析，已经昭然若揭。存在经过语言的陈述，必然是空间性的。将本不是排列性质的东西变成了排列的性质我们在进行陈述时，只有这样。陈述暗含着数序，将本没有数量的东西变成了有数量的东西。某一种东西含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如上所说，并非是相加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渗互有的关系。它们是共时的。而只要经过语言的陈述，这些本来不能分解的因素，就必须要被分解。说了这个因素，再说那个因素。它不能同时说出这一切，而只能将这一切按先后顺序一一说出。诗句：“太阳，明亮的，金色的，像一只滚动的轮子。”这是我们面对太阳之后的一个陈述。而这个陈述是无奈的。因为，实际中的太阳，它所具有的“明亮的”、“金色的”、“像一只滚动的轮子”等特征，是在一刹那间同时给予你的，而一经语言，这些特征被排列了：先是明亮的，后是金色的，再是像一只滚动的轮子。事实像一河水，而语言将事实变成了屋檐口的雨滴。我们看到的这个浑沌的一切，变成了一个数目：共有多少种因素。数目是一种排列，而排列是空间性的。因为是数目，各因素的不同与差异也被抹煞了。在这一连串的排列中，我们很难看到重点。
　　小说将非空间的情感空间化，既是事实，也是必然。安娜卡列尼娜的情感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被分析得再细腻复杂，也是一种“数目式的众多性。”小说的命运就是如此：将一切（自然包括情感）空间化。
　　“我们一把时间散布在空间之内，我们就已使这情感失去它的生气与它的色调。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自己的阴影前面；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对自己的情感加以分析，其实不知我们已把一系列无生气的状态代替了它；”柏格森感到了一种无法抹去的悲哀。
　　然而，小说在表现情感方面却又是非走“非法”之路不可的。这是一个悖论。但这一悖论并非不可打破。这留待下一篇文章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