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

　　提要：本文探讨了托克维尔考察民主的独特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本文首先阐明托克维尔为何要从“社会”的视角考察民主，并试图说明，正是由于托克维尔从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他笔下的民主才具有了极为丰富的意涵：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制，它还是一种观念、情感、民情。通过分析作为一种观念和情感的民主，托克维尔论证了民主是符合人的自然的，因而是正义的，但同时，由于民主形塑了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现代个体，而这种个体身上有着某些不利于保持自由的倾向，因而需要对现代个体进行教育，以便使得民主与自由能携手并进。
　　关键词：社会状况观念情感民情现代个体
　　读过《论美国的民主》的人，往往会对这部谈论民主的经典著作有这样的印象：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其内涵既极为丰富，又颇为模糊。它既被用来指称一种政治制度，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描述的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人人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政制；又被用来指称一种“社会状况（tatsocial）”，而“社会状况”本身的涵义又极为宽泛，它包括社会结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个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观念、情感和心态等。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定义的模糊性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和争论。乔治威尔逊认为这是缘于疏忽，詹姆斯施雷菲认为托克维尔之所以没有准确定义民主，恰恰是为了提供对于民主的更为丰富的理解（Craiutu，2003：104）。傅勒则认为托克维尔早年受到基佐的影响把民主定义为一种“社会状况”，但他后来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否定了这一定义，强调仅仅应当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傅勒，2005：210215）。本文认为，托克维尔把民主视为一种“社会状况”并非像傅勒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有待克服的不成熟；恰恰相反，从“政治”和“社会”的双重视角考察民主，正是使《论美国的民主》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回到托克维尔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去探询托克维尔为什么要从“社会状况”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同时，本文还想谈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是如何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的，以及这种描述和分析对于托克维尔最终形成关于民主的判断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一、基佐与托克维尔的隐匿对话：文明的进程与民主的社会
　　由于托克维尔很少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谈及自己的阅读，因而很难判断他是否遵循某种思想传统。不过，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在有关民主的理解上，托克维尔受到基佐的很大影响（Craiutu，2003：104；傅勒，2005：197198；Richter，2004：63）。基佐比托克维尔年长18岁，当托克维尔准备赴美时，基佐已经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了。基佐于18281829年在索邦大学作的著名的文明史讲演，吸引了无数热情的听众，其中也包括托克维尔。与此前的历史学家相比，基佐关于欧洲和法国文明史的研究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欧洲“社会”的长时段变迁，并指出这一漫长的文明进程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民主的“社会”。那么，基佐为什么会从“社会”的视角考察欧洲和法国的文明进程呢？和托克维尔一样，基佐不属于被往昔时代的诗意吸引并“在闲情逸致中把玩学问”（傅勒，2005：193）的那类历史学家，或者说，他研究历史并非由于好古，而是由于对当下时代的敏感。对于他这样生活在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学家而言，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思考法国大革命本身及其起源。当他试图回到历史中去探求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时，他注意到，许多个世纪以来，无论法国的“政制”如何演变从封建贵族占主导地位，到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再到绝对王权的兴起，法国的“社会”却持续地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贵族阶级不断衰落，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第三等级不断崛起，法国社会呈现出各阶级“夷平”并相互融合的趋势。欧洲十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所有大事似乎都在推动这一进程：无论是基督教推行的平等原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工商业的兴起，还是绝对王权的出现。对这一事实的觉察使基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1822年，他在《关于法国史的论文》中指出，“社会状况”而不是“政治制度”才是历史学家首先应当关注的研究对象：
　　大多数作者是通过研究政治制度来确认一种社会状况更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政治制度，先研究社会本身。在成为原因之前，政治制度是一个后果；社会先是产生了它们，而后受它们的限制社会，它的构成，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应的生活方式，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的状况这就是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Siedentop，1994：23）
　　在《法国文明史》中，基佐再次指出，对“社会”的总体研究是一件刚刚绘出草图的崭新的工作，在此之前，历史研究都是偏于一个方面的、有局限的，他批评波舒哀几乎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宗教的信仰，而孟德斯鸠则局限于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基佐，1999：339）。那么，基佐要研究的“社会状况”指的是什么呢？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结构、不同阶级的关系、人的精神状况等（基佐，1998：910）。在欧洲文明史讲演的开篇，基佐就表明，他要考察的对象是5到18世纪欧洲“社会状况”的变迁史。基佐以极简约的语言，概述了13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初期林立的、相互孤立的小社会如何逐渐融合成一个大的“民主社会”，身份差别悬殊的各个社会等级如何变得越来越相似，个人如何从各种中间团体中解放出来，最终融入“国家”这个实体中。基佐把这个漫长的、社会结构夷平的过程称为“文明”的进程。他从欧洲社会13个世纪以来的持续变迁中觉察到，各社会等级的夷平与融合似乎是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趋势，他因而宣称，欧洲的文明进程是在“永恒的天意轨道”上运行，是“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的（基佐，1998：25）。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这场“文明”进程的顶点而不是开端。因而，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的民主社会是十几个世纪的“文明”成果，而不只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
　　基佐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这种独特阐释极大地启发了托克维尔，阅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者不难发现，托克维尔笔下的在“天意”指引下的“伟大的民主革命”与基佐笔下的“文明的进程”极为相似，而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天然地倾向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著名论述，也可以在基佐的文明史中找到思想的源头。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考察民主所采用的双重视角政治的和社会的视角，同样也源于基佐。1829年，托克维尔写信给他的好友博蒙，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于阅读基佐的著作。1831年5月，托克维尔抵达纽约后不久就让朋友给他寄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并表示基佐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他理解美国社会（Craiutu，2003：98）。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三章“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的一开篇，托克维尔就表示，他对美国的考察将从研究它的“社会状况”开始：
　　社会状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状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得由研究它的社会状况开始。（托克维尔，1997：52）
　　那么，美国的“社会状况”如何呢？托克维尔指出，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本质上是民主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显得在财富和学识方面更近乎平等，或者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托克维尔，1997：59）。民主的“社会状况”这一事实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不仅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因而托克维尔决定把它作为整个考察的集中点（托克维尔，1997：4）。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尽管托克维尔如此强调“社会状况”的重要性，但关于什么是“社会状况”，他却言之甚少。而且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四章开始，几乎整个上卷都在谈论美国的民主政制，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不过，如果明白了托克维尔与基佐的思想关联，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托克维尔事实上是把美国的民主放置在欧洲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然他分析民主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出自于基佐，那么，对于熟悉基佐的法国读者而言，这一切早已不言自明了。
　　弄清了托克维尔为何要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视角考察民主，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运用这一视角展开对美国民主的考察的。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论述，有必要先弄清这一点：当托克维尔踏上新大陆时，他脑海中萦绕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很显然，托克维尔并非只是带着一个初来乍到的旅行者单纯的好奇到美国考察民主的。正如他在1835年即将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时写信给朋友说的：“将近10年以前我就已经开始思考我刚在书中阐明的一部分内容了。我到美国只是为了廓清我的想法”（Craiutu，2003：95）。那么，当托克维尔踏上新大陆时，他想的是什么呢？此时的托克维尔思考的是法国以及它所引领的欧洲在经历了大革命之后将何去何从。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领域的民主历经几个世纪的孕育和成长，不久前刚从革命的动荡和血污中诞生出来：法国大革命之后，封建等级秩序崩溃了，个人从身份团体中解放出来，出身上的不平等不复存在，拿破仑的民法典进一步确认和保障了“民主社会”这一革命成果。然而，关于是否应当在政治领域引入民主，法国的各党派正在为此争斗得不可开交。托克维尔前往美国主要地是想为这样一个问题寻找答案：民主的特性是什么，它是否符合正义？或者说，是否应当在政治领域确立民主原则？
　　二、对民主社会的考察：民主何以是符合自然和正义的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态度颇为复杂，正如他所言，他在理性上爱好民主，在趣味上却是个贵族（Gargan，1955：40）。他对某些贵族价值的推崇使得他有时被归入保守主义者之列。不过，托克维尔确实也为民主做了出色的辩护，约翰弥尔是这样说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十分坚定地“指出民主政治的优点，甚至比最热心的民主主义者所使用的方式更具决定性”（约翰密尔，2001：160）。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和皮埃尔曼南也指出了托克维尔身上的卢梭主义色彩（阿兰布鲁姆，2003：222；Manent，1996：71）。那么，托克维尔是如何证明民主的正当性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比较显而易见的是托克维尔关于“天意”的论说。在上卷的绪论中，托克维尔指出“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在下卷的最后一章，托克维尔再次说道：“我认为是衰退的东西，在上帝看来都是进步的东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却喜爱。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托克维尔，1997：884）。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下卷，尤其是下卷第三部分的第十八章“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就会发现托克维尔之所以认为民主是符合正义的，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民主是符合人的“自然”的。而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是与托克维尔分析民主的“社会”视角分不开的。
　　从基佐那里获得的分析民主的“社会”视角使得托克维尔没有像前人那样，仅仅把民主理解为几种政制中的一种。如果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制，那么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就存在过民主政制。然而，如果从“社会”的视角来考察美国的民主，就会发现，这种民主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正如皮埃尔曼南说的，当这种民主出现的那一刻，“历史的图景完全改变了”（Manent，1996：xii）。和它相比，过去存在过的所有政制无论是古代的民主制、封建时代的贵族制还是旧制度末期的君主制，它们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它们都建立在类似的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社会的特点是，身处其中的个人相互之间不是平等和独立的，他们总是处在某种力量的“影响”之下并归属于它。这种力量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古代的公民团体，或者是封建时代的各种身份团体。美国和欧洲出现的现代民主社会则与此相反。在这种社会里，从理论上说个人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甚至可以说，每个人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社会领域里（政治领域并非如此），个人没有义务对其他个人或权威表示服从甚或保持敬意。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民主社会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极端的图景：社会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几乎可以说，这就是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显然，这幅图景与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并不相符，但是，托克维尔正是以这幅图景为参照，来观察现实中的美国社会，并推断和想象出民主社会的未来图景的。
　　那么，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将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又将对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托克维尔是这样说的：“民主松弛了社会联系，但紧密了天然联系”（托克维尔，1997：738）。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贵族社会中，所有的人，从农民到国王，按出身分属不同的等级，结成一条尊卑有序的长长的锁链。尽管这条锁链把社会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等级的成员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权利、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因而很难彼此理解。托克维尔举了贵族妇女塞文涅夫人为例，说明一位热爱自己的子女、同情朋友的不幸的贵族，却对贵族圈子以外的人的悲惨境遇毫不敏感。在家庭里，主人支配仆人，父亲对其他家庭成员发号施令。父亲与子女之间并非没有亲情，但子女必须对父亲毕恭毕敬，爱得也诚惶诚恐。民主社会则不同。民主制度打断了贵族社会那条环环相扣的等级链条，产生了大量相互独立的个人。不过，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近乎平等，思想和情感也大体一致，因而只要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就不难发觉他人的苦难并产生同情和怜悯。民主社会虽然并未消除主仆关系，但主仆之间已经变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主人不会蛮横无理，仆人也不必卑躬屈膝。家庭的成员之间也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在父亲和子女之间，亲密的依恋取代了冷冰冰的礼节（托克维尔，1997：700738）。
　　对于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的这种转变，托克维尔是怎么评价的呢？不难看出，他是站在民主社会这一边的。在“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托克维尔，1997：775788）这一章里，托克维尔区分了“习俗”与“自然”，并表明了自己对后者的认同。他首先给荣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荣誉不外是根据一种特殊的情况建立的，供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用来进行褒贬的特殊标准”。然后他以贵族荣誉为例，说明这种特殊的善恶标准是为了维护贵族阶级本身的特殊利益而制订的，它有时完全与“人类的共同良心”相抵触。例如，封建贵族鼓吹暴力，视勇武为最高美德，这是因为它是靠战争起家，并用武器保持自己的权势的。因此，凡是表现勇武的行动，甚至这种行动违反理性和人道，都会得到它的认可。对于罗马人所持的荣辱观，托克维尔也表示不认同：“他们对于荣辱所持的特别观念，并非来自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他们的许多行为，由于行为的对象不同，即由于是公民或外国人和自由人或奴隶，而被同时做出不同的评价。他们表扬某些恶行，把某些德行说得高于其他一切德行”。至于被罗马人视为最高德行的勇敢，托克维尔则是这样评价的：“哪一个人不能从这里看出为征服世界而组成的那个奇怪的国家的特别需要呢”？如果说，荣誉是一种源于特殊利益的特殊道德，那么，什么是“人类的共同良心”或“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呢？托克维尔认为，当所有人彼此相似和平等，他们的利益和观点相互融合时，人们彼此之间就会按同样的标准彼此对待，用“天良（conscience）向每个人揭示的人类一般需要”作为共同标准。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克维尔身上的卢梭色彩。在他看来，贵族制之所以不正义，是因为它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和特殊利益，贵族社会的道德是一种人造的习俗；而民主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维护的是全体人的普遍利益，民主的道德是以“天良”这种自然的情感为根基的。现在，我们就能够理解，尽管托克维尔本人是一位贵族，而且他对于贵族制所造就出的少数才德卓异的贵族无可挽回的消逝表达了深切的留恋，但他仍然劝说同时代的法国人不要试图返回贵族社会重建贵族的特权式的自由，而是要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重建民主的自由：
　　根据现代的、民主的自由概念，而且我敢说，这是关于自由的正确概念，每个人被认为从自然（nature）那里获得了必不可少的自我统治的权利，并与生俱来地拥有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决定自己的命运既然每个人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来自每个人的意志的联合（theunionofthewillsofeveryone）。从这一时刻起，服从也就失去了它的道义性，在公民那雄壮自豪的美德和奴隶的卑下自得之间，再也没有中间道路。（托克维尔，1996：308）
　　三、民主社会的个人：一种新的人的类型
　　尽管托克维尔相信法国要重建自由，只能是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自由，但他对于法国能否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成功结合却不无担忧。这是为什么呢？当托克维尔从“社会”的视角去考察民主时，他发现，民主的“社会状况”会对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很大的影响，并由此形塑出一种新的人的类型（humantype），这种人身上具备的某些特质和倾向如果不加以缓和，将对自由制度的保持构成潜在的威胁。托克维尔对于这种新的人的类型民主社会的个人的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展开的。尽管下卷在法国出版时并未获得上卷那样的成功，但托克维尔本人坚持认为，他的下卷好于上卷（托克维尔，1997：515）。的确，仔细阅读《论美国的民主》的读者会发现，尽管托克维尔在上卷所做的关于美国政制的描述也十分精彩，但那基本上只限于事实性的描述。下卷则不同。下卷考察的对象极为宽泛，简单说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民主对于智力活动、思想和民情的影响，具体说来包括民主对于信仰、科学观、艺术观、文学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激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卷考察的方法也十分独特，托克维尔不仅描述事实，还对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运用推理和想象来预见事实未来的发展趋势。独特的考察视角和考察方法使得下卷显得比上卷深刻，而且更加令人回味无穷。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番考察，托克维尔勾勒出了关于民主社会的个人的怎样一幅画像呢？现代个人是喜好独立的，他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思考和行动，但悖谬的是，他虽然不情愿接受其他个人的指导，却又崇拜多数或舆论的意见。现代个人具备同情这一善德，但他同时又是个只顾自己时心安理得的个人主义者。现代人是物质主义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始终都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热心追求或竭力保持物质财富。现代人是实用主义的，这种实用精神渗透到他对于科学、艺术的观念上，使得他注重应用科学而忽视科学理论的探究，看重能使生活变得舒适的实用工艺而不追求美本身。如果说他也欣赏美，那也是令他一看就入迷的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或是使他感到新奇或出乎意料的东西。现代人从贵族社会的人身束缚和陈规旧制中摆脱出来，因而大多怀有奋进之心，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从小就不得不和所有其他人竞争，在同一些筛子上筛过来筛过去，这个前景使他放弃追求太高远的目标，转而寻求虽然微不足道却容易得到的享受。在道德原则方面，现代人不再宣扬忘我的牺牲，而是提倡“开明的自利”。现代人是焦虑的，他的欲望很多，总在盘算着如何把没有的东西弄到手，为了追求享乐不辞劳苦，因而即便是过上富裕安逸的生活的人，也经常表现出一种奇异的忧郁感。现代人热爱平等甚于热爱自由，由于他的眼睛总是盯着邻人的钱袋，因而当他追求平等而不得时，有时甚至愿意接受奴役以换取平等。
　　托克维尔对于他笔下的现代个人是如何评价的呢？诚然，托克维尔有时也对民主社会的人投以赞赏的目光，例如他看到权利的平等使美国人不卑不亢，既没有特权者的任性，也没有无权者的奴性：“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托克维尔，1997：271272）。他还十分赞赏美国处处洋溢的自治和自助精神。他甚至对美国人奉行的“开明的自利”原则（托克维尔，1997：651655）也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他认为在民主时代要求人们做忘我的牺牲只会带来伪善，而“开明的自利”原则切合人性的弱点，虽说仅凭这个原则还不足以造就真正的有德之人，但它可以使大多数人养成自我克制、温和稳健和深谋远虑的习惯。不过，尽管托克维尔对现代个人不无赞赏，他还是敏锐地觉察到，在现代个人这种新人的身上，有一些倾向如果不加以缓和，是不利于自由的保持的。
　　首先，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时，会使个人不仅忘记祖先，而且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再关心，直至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托克维尔预见到未来的民主社会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孤独的漫步者”，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使公民之间的社会与政治联系变得松散而薄弱，而觊觎权力的专制者恰恰最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人心的孤独与冷漠和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正好有利于他窃取权力。
　　其次，当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走向极端时，将使现代人的头脑和心灵完全被致富和享乐的激情占据。这样的人会把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热烈地追求物质福利，这无疑将限制他的视野并降低他的趣味，久而久之将使他对于美、崇高、神圣和其他精神性的享受不再有感受力，使他的灵魂再无可能迸发出古代公民的英雄主义和基督徒的忘我牺牲精神。这样的人，即便在拥有巨额财富后仍然会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也会醉心于小小的粗鄙乐趣。托克维尔担心，由于自由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实惠，追求和保持政治自由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将使那些只注重实利的人轻视自由，甚至乐意用自由换取物质福利。而当人们不爱好自由时，自由是难以争取或维持的。
　　此外，托克维尔还发现，现代个人对自己的看法经常摇摆于骄傲与自卑之间，这种精神状态或使人封闭自己，或使人崇拜多数，而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保持自由。乍看起来，现代个人是强大的，他独立、自主并崇尚理性，他不再像贵族时代的普通人一样盲目仰视某个强大的个人或强大的阶级，他们甚至不会轻易相信神的使者，敢于嘲笑新冒出来的先知（托克维尔，1997：526）。但是，当这种倾向走向极端时，会妨碍人精神上的成长。一方面，过于相信自己的正确将使人自我封闭，无法矫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人生非常短促，而且人的智力有限，如果生活中的每个事实和真理都要经过个人理性的检验，将使人的精神处于无休无止的忙乱状态，并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或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总有一天，个人会对自己的独立感到惊恐，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回答生活中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将使人的内心陷入动荡不安，意志变得萎靡不振，或者干脆自暴自弃，不去想这些问题（托克维尔，1997：539）。由于缺乏精神上的确信，民主社会中的个人容易听命于偶然的一时兴起，或者将自己交由欲望和感觉支配，或者使自己听从多数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社会的个人又是软弱无力的。
　　民主社会的个人的上述弱点，加上民主社会的结构性的缺陷它是一个没有独立的中间团体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二元结构，这使得中央集权的扩张缺少有效的制约力量使得民主社会的自由面临严重的潜在威胁。对这一点的觉察使得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未来颇感悲观。他甚至预想到一个可怕的图景：由一个全能国家监护着无数整天忙于追求小小的庸俗享乐的个人的新型专制（托克维尔，1997：869870）。不过，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未来图景是民主社会的人必然的命运，他认为，美国这个全世界最民主的社会就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厄运。不过，他并不认为美国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厄运，只要民主社会存在，它固有的弊端就不会消失，因而与这种弊端的斗争将是永无休止的。
　　怎样才能防止民主社会滑入托克维尔预见到的危险呢？
　　既然重返贵族社会既不可能不正义，那就只能“教育”自由的担当者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使其有能力并有意愿担当自由。那么，托克维尔是否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呢？
　　四、结语：对民主的“教育”
　　关于如何教育民主社会中的个人，托克维尔提出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在1838年的一份手稿里，托克维尔写道“，许多人认为民主的民法是一种恶，认为民主的政治法律是另一种更大的恶；至于我，我认为后者是治疗前者弊端的惟一方法。这就是我的政治说的全部思想”（Schleifer，1980：272273）。托克维尔相信，只有在民主社会中“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托克维尔，1997：367），让人们普遍地享有政治权利，并逐步学习运用政治权利，才能让倾向于相互疏离、追求自我利益的现代个体在自由的政治联合中成长为相互扶助和关心公共事务的强健的公民。这就是他从美国的民主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对于那些担心民众缺乏判断力，无法选出真正优秀的领袖的人，托克维尔是这样回应的：普选的真正好处不在于选出少数几个能干的官员，而在于通过经常性的选举使所有人成为关心公益的公民（托克维尔，1997：633）。
　　第二种是建议现代人向古代人学习后者的长处。托克维尔看到，尽管贵族有其特有的弊病，但贵族身上的某些优异之处对财富的轻视，对精神性享受的看重，对美、崇高和神圣的事物的追求，对自身的尊严和独立的强烈爱好，对超越现世的高远目标的追求恰恰是现代个人身上所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提醒同时代的法国人要在发现贵族的偏见和缺点的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托克维尔，1996：156）。托克维尔经常提及帕斯卡尔，这位倾其所有才智努力探求科学和宗教领域的真理的贵族，被他视为贵族的卓越典范。
　　至此，托克维尔已经为他前往美国时思考的问题找到了答案：民主是符合自然的，因而是正义的，尽管民主的“社会状况”会带来一些不利于保持自由的弊端，但这些弊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克服或缓和。既然迈向民主社会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那么要在法国重建自由，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审慎地引导民主从社会领域逐渐进入政治领域了。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有着悲剧风格的历史图景：他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他的情感驱使他不断满怀留恋地回望那个正在无可挽回地消逝的贵族社会，然而他的理性却催促他为民主做出辩护。托克维尔以超乎一切的容纳力同情与他不同的人，并以一位贵族的独特眼光观察和分析了民主。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维尔认识到，尽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证，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个个人去维持和创新的。这意味着自由不仅应当成为写在宪法上的消极权利，还应当成为每个公民积极的日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帮助现代个人反思自身、完善自我、并意识到政治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意义的书。
　　最后，我想借阿兰布鲁姆在评价卢梭的《爱弥尔》时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这是那些罕有的整全或综观的著作之一，是一本可在生活中相伴的书，当一个人变得更深刻时，这本书也变得更为奥妙。（阿兰布鲁姆，2003：226）
　　参考文献：
　　阿兰布鲁姆，2003《，巨人与侏儒》，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傅勒，2005《，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三联书店。
　　基佐，1999《，法国文明史》第二卷，沅芷、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大革命》，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约翰弥尔，2001《，约翰弥尔自传》，陈苍多译，台北：新雨出版社。
　　托克维尔，1996《，旧制度与大革命附录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Craiutu，Aurelian2003，LiberalismunderSiege：ThePoliticalThoughtoftheFrenchDoctrinaires。NewYork：LexingtonBooks。Gargan，EdwardT。1955，AlexisdeTocqueville：TheCriticalYears18481851。Washington：Th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ress。
　　Manent，Pierre1996，TocquevilleandtheNatureofDemocracy。Lanham：RLittlefieldPublishers。
　　Richter，Melvin2004，“TocquevilleandGuizotonDemocracy：FromaTypeofSocietytoAPoliticalRegime。”HistoryofEuropeanIdeas30。
　　Schleifer，Jamest1980，TheMakingofTocqueville’sDemocracyinAmerica。ChapelHill：TheUniversity
　　ofNorthCarolinaPress。
　　Siedentop，Larry1994，Tocquevill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