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性损害城市运行的质量和安全

　　以非正规经营单位和非正规就业为依托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广泛渗透到城市运行的各个方面，并对城市发展的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在建筑市场、装修市场、物业维修市场、搬运市场、马路摊贩、零售商业等等领域，以及在较大规模企业中的加盟经营、外包服务等等，非正规经营单位和非正规就业在城市生产和劳务服务中普遍存在。笔者前几年的研究发现，考虑到大量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在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中国城镇一半以上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即使在上海也有近40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在迅速城市化过程中一个相伴生的现象就是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的增强。大量劳动力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被临时性雇佣、得不到劳动权益保护、缺乏社会保障，同时，他们在用工培训、职业资格、雇佣体制、就业监管等方面处于非规范化的状态。
　　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其积极意义在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促进了“世界工厂”的形成。在相当长时期，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安排被认为为城市运行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我国城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而当城市化发展到较为深入的时期，我们也发现，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安排越来越难以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并对城市安全运行和稳定运行带来威胁，以及越来越显示出不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产业升级的需求。
　　非正规就业模式使劳动者收入处于极低的水平，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社会福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劳动者难以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甚至会威胁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富士康的例子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宏观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下，GDP的增长率高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率，难以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内需。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也使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出现低工资，一方面出现民工荒，以及难以培养有技能的劳动者推动企业的产业升级。
　　这样的非正规经营和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也带来劳动力市场缺乏标准和生产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无序的市场环境中，往往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并使整个市场环境向下竞争。经济运行的缺乏生产规范和劳动监管，也会对城市安全带来威胁。例如去年上海市静安区的大火，正暴露出了建筑市场上的层层转包和非正规用工对建筑质量和城市安全的破坏性影响。更严重的是，这种非正规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底端劳动力相结合，可能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并可能形成底层社会的“黑社会化”，转而成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当我们不能将外来劳动力吸纳进入规范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劳动者本身则有内在的需求形成自身的自组织，来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并保护其生活权利。我们可以从马路摊贩团体中发现这样的萌芽。底端社会的自组织的结果，一种是和城市管理形成良好的互动，并共同完善城市多元治理格局；另一种情况是其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为独立性的社会组织机制，并在城市社会结构中形成二元结构。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增强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表现，处于社会底端的社会阶层如果和整体社会结构发生断裂并难以有效整合进入城市体系，以及如果不能将非正规就业整合到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中，城市的良性运行和现代城市管理就难以真正实现。
　　从经济角度看，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的增强也不一定是低成本的。非正规经营单位和非正规就业的用工模式具有非稳定性，对于生产经营者和劳动者缺乏有效监管，而且这样的企业缺乏劳动标准、企业缺乏信用、劳动者缺乏职业规范和道德信用、企业和用户缺乏规范协议，事实上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非正规就业者缺乏劳动培训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带来生产质量的下降，生产产品低端化，生产产品的废品率和次品率高，也提高了生产的隐性成本。因而难以使我国从“世界工厂”提升为象日本和德国这样的高生产品质的制造业大国。因此，缺乏规范化劳动市场环境的低工资，未必必然是低生产成本。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和市场的标准化，即使劳动者的工资成本增加了，相对来其生产产品和劳务服务来说，仍然是低成本的，仍然具有经济的竞争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发展才能更加现代化。
　　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非正规就业支持和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但是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性会降低城市运行的质量，并转而提高城市运行的成本，对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威胁。非正规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典型特征，而这样的城市化其实是低质量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模式如果不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难以转变成为现代大都市。
　　我国当前已进入深度城市化的时期，特别是一些城市正致力于建设成为国际性现代大都市。这就需要通过完善城市管理建设现代化城市，需要推动劳动力市场规范性的增强。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加强劳动标准的监管，加强职业培训，加强标准化运动，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所有劳动者的组织化管理。这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和公民利益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城市运行质量和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