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教书的那所美国大学里，每个一年级的新生都必须在头两个学期中修两门写作课，一门是写作能力和技巧，另一门则是公共问题论述，称作为“辩论和说服”（argumentandpersuasion）。教后面这门课的教授可以为这一课程自行设置一个主题，如贫困、移民、妇女、媒体文化、全球正义等等。这两年教这门课的时候，我的主题是“伦理推理”，用安妮。汤姆森（AnneThomson）的《伦理中的批判推理》（CriticalReasoninginEthics）作为主要读物。 我选择这部著作，是因为在以往的教学中发现，学生们对公共讨论中的一些基本推理和论述环节缺乏应有的训练。例如，有的学生以为，只要理由正当，结论就一定会正确。这是因为他们对理由和结论之间的“隐性假定”缺乏了解。象“尼克松是好总统”这样一个结论，能不能用“因为他精通外交事务”或者“因为他好几年没有买新外套”这一类看上去“符合事实”的理由来成为一个正确结论呢？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不能，因为这两句话之间的“隐性假定”（“任何精通外交事务的或十年穿同一件外套的总统都是好总统”）并不是可靠得假定。辩论可以运用隐性假定，但隐性假定必须经的起批判检视。所以，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必须对自己和他人论述中的隐性假定加以仔细的审视，以确保结论的可靠。 在公共讨论中，还有一个学生们经常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伦理概念并不等于伦理原则。人们可能运用同一些伦理概念，如“自由”、“平等”、“公正”，但却就它们形成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原则和规范。讨论公共问题会涉及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第一种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所最普遍使用的，它区分“德性”和“恶”，如“仁”、“义”、“德”和它们的反面“不仁”、“不义”、“无德”。这一类伦理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性，成为价值伦理持久的跨越古今的表述。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伦理概念很抽象，所以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去进行诠释，例如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仁”“义”，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它们会成为运用相同伦理概念的不同伦理原则。 第二种伦理概念是“责任”，尽责任的就符合“德”的规范，就是“好”。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来说，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基本责任是一些不容质疑的义务和承诺，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平时所说的“忠”、“孝”等等。尽管我们还在使用这些伦理概念，但已不认同它们原先的伦理原则。 在现代公众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象“参与”和“介入”这类概念对公民来说，不仅标志着他的责任，而且也标志着他的权利。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奉献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社会责任还特指对“易受伤害者”（“弱者”）的责任，如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责任，公民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处于弱势者的责任。 第三类种伦理概念是“权利”。这是中国公共伦理中最薄弱的一类概念。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权利是公民平等的保障和体现方式。任何一个公民在申诉他自己的权利时，都在要求其他公民履行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以他人的某种责任为条件，由于这种责任并不总是合理，所以责任者权利必然不仅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而且也应当包括可以不做什么。例如，君王自称有要求臣民奉献忠诚的权利，这是以普通人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人物的责任为条件的，如果普通人没有某种权利（平等、尊严）的保障，他们便永远无法拒绝这种所谓的责任。普通人必须以他们的“权利”来解释和表述他们拒绝效忠这一行为的道德性。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基本的普遍权利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个人权利，如“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等等。这种“权利”是人们常用的伦理概念，但有了相同的“权利”概念，并不就等于就能落实为同样的伦理原则。 有两种落实权利伦理概念的方式，形成两种不同的伦理原则。第一种是将具体的个人权利等同为道德行为标准，凡是个人权利范围之内的，都是道义上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伦理最低限度论”。它允许“可以不管的事，我都不管”，对旁观者，它要求“不关你的事，不要你管”。一切从普遍道德规范对个别行为者的批评都因此被视为干涉他的“权利”、“私事”或者“内政”，都被视为不道德的举动。 第二种运用权利概念的方式则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原则。它从所有人的一些基本而普遍的权利和人权出发，在讨论公共问题时，它强调，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或国际社会价值）的权利应当建立在普遍性伦理原则之上，应当促进和增强与这些权利本身相一致的体制（民主）和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它兼顾不同个体权利和利益，它是一种集体性的，而不是极端个体性的伦理原则。 个人和个人、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往往并不是因为各自持有不同的伦理概念，而是因为相同的伦理概念可以演化为不同的伦理原则。正因为如此，坦诚公开、理性批判的公共讨论格外重要，所以才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内容。
贺雪峰：政府不应鼓吹农民工返乡创业目前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这部分进城农民在国家统计局所做统计中，一直是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因为进城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所以当前……王小东：环保与发展的阶级分析环保与发展有一致的时候，但显然并不总是一致的，如果总是一致，也就不存在争论了。在存在不一致的时候，人们的态度由什么决定？当然有很多因素，我这里首先谈谈阶级因素。大凡中上与上层阶……贺雪峰：农地征收的利益博弈按当前主要舆论让农民自主开发土地的意见，并不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机会，而只是让少数城郊农村的农民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但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却更难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机会。……郭正林：乡镇体制改革中的“孤岛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各地的乡镇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重点都不同，出现了多种模式，有的从乡镇长直选入手，有的侧重……李昌平：当前农业发展的两个热点问题关于农村金融改革前几年，有个地方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土地怎么抵押贷款的问题，于是给农民办了水面证、林权证、承包证等确定农民70年承包权的很多证，但农民拿了证以后到银行去贷……贺雪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的释放？一今年暑假在成都调研土地制度，听到最多的几个关键词是：还权赋能，价值显化，土地价值释放等等。这几个关键词的意思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农村土地资源流动起来变成真金白银。农村……韩俊：推进“三农”理论和制度创新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韩俊，1963年生于山东，1989年获西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问题，……马俊山：未来十年实现中国农村再次振兴的十大战略措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是中国向富裕强国迈进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当人们行进在最大平原之一部分的江汉平原，对两边的景色也许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却可以勾起无限的遐……叶昌保：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点建议从整体来说，全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还无法凭“各搞各”去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应坚持走集体经济为主的道路，去扶持、引导、带领他们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自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李昌平：十年“三农”的变与不变2000年，李昌平曾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在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期间，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激愤痛陈三农问题，直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全社会对三……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内容提要：1978年以前，农民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提供农业产品的剩余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03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