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