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讲民主有意义吗？

　　我常常想，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其实对其他事是不关心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凡是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多不会注意的。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也是正常态。大家吃饭、睡觉、生孩子、养孩子，有时恋恋爱，有时做做爱，有时单相思，有时搞搞婚外恋，有时发发抑郁症，然后逐渐老去，生病，死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如果社会没有极大的不合理，没有极大的不公正，人们也不会过多地关心政治。正如伏尔泰（图）所说：“应当耕种我们的园地”。对周边的社会和人群既不取乐观主义（一切都好到无以复加），也不取悲观主义（一切都坏到无以复加）的态度。
　　伏尔泰是王权和宗教的敌人，他曾被关在著名的巴士底狱，他的书常常被禁，被当众烧毁。他喜欢当时英国的宪法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想让法国人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和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当时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可以随便批条子把他不喜欢的人不经审判关进监狱。伏尔泰只有做使徒（传播思想）的意愿，而没有做殉道者的决心，他期望能自由思想，但不期望在巴士底狱度过他的人生。他狡猾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建了几幢房子，平常住法国，迫害一来就住瑞士。他写的东西从来不高深，只是“用明白的言语表现简单的思想”。但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一生总是在不懈地传播他简单而正确的思想，写了无数的小册子、短文、小说、诗歌、书信，有如洪水一般，流遍法国大地，直到老年，他还在喋喋不休，他说，“我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
　　有时我想，在中国谈民主就像伏尔泰在18世纪所做的，道理不见得艰深，人们也不见得关心，但是他为什么还一直“哓哓不已”呢，他做的全无意义吗？应当说不是全无意义：法国现在已经实行了民主制，他的同胞已经不像18世纪那么愚蠢了。这里面有他的功劳。
　　附：读伏尔泰
　　近读伏尔泰书，傅雷旧译服尔德。他的书让人感到一种古朴而经典的气息，读着是一种享受。
　　他写了世间的许多罪恶，人们残忍地无缘由地互相残杀，把世界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到处是腐败、罪恶、污秽和痛苦。
　　其中的一个短篇《如此世界》，写天神让一个人去考察一个城市，听取报告，最后决定是惩罚它还是毁灭它。此人去了，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多么腐败，坏事干尽；男男女女都是多么不贞，偷情通奸。“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方面，总是坏的多于牛毛，好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弊端中间往往有些很好的事”，通过腐败途径得到权力的人们当中，还是有“公正的法官，勇敢的军人，能干的政治家”。
　　对于这种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状况，这个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还是把它接纳下来，他向天神的报告使天神决定“让世界如此这般的下去”，天神得出结论说：“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都还过得去。”
　　这种态度是一位智者对当时社会观察所得到的态度。这种态度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人看到很多的罪恶，社会的不公，贫穷，腐败，常常感到痛不欲生。我每次去香港，看大陆禁运的港刊就会有这种感觉：总是坏的多于牛毛，好的寥寥无几这边的传媒反映的东西完全相反：总是好的多于牛毛，坏的寥寥无几实际的情况大概总是良莠不齐、喜忧参半吧。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过于烦恼，也只能采取先哲伏尔泰的态度：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都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