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某人：评圣火受辱后中国“精英”阶层的表现

　　从西藏骚乱到奥运圣火受辱短短一个多月，藏独反华的拙劣表演，西方媒体的偏袒与傲慢，强烈冲击着国人的心灵感受，由疑惑变为震惊，由反感变为愤怒，也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公正”媒体的好感。在整个中华民族群情汹涌之中，一向自诩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智囊的“精英”阶层，却多少显得手足无措，思维混乱，偶有反思的声音也被淹没在芸芸草根民众的呐喊之中。于是乎，一串串的疑问抛向他们：是爱国还是媚外？是理性还是无性？
　　诚然，中国“精英”阶层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一向以求得西方文化的认可而沾沾自喜，但并不能因此说他们不爱国，众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此次的亮丽表现就是很好的例证。此次西方列强和媒体的集体发难，对于“精英”阶层心中的价值体系的震撼巨大，令其感觉无奈失落和迷茫，但又无法替代得了西方价值观在内心的地位。于是不断在其他社会层面来寻求分析和解释这种现象，例如文明的冲突、利益的争夺、心态的不平衡、种族和文化的差异等等，试图自我解画。但这些都是矛盾的不同的表象，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讨论的话题有点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自然也找不到症结所在。
　　面对民众的抵制行动，“精英”们不屑其冲动，但又找不到更好的应对方法，惟有谆谆教导民众要理性，要有“普世价值观”和“大国心态”，似乎有了这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切问题随时间流逝便可迎刃而解。可极其讽刺的是，西方国家和媒体身为这些观念的鼻祖，对待中国人却将这些“普世价值观”和“大国心态”彻底抛弃了，而我们的“精英”仍情有独钟，执迷不悔。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春秋时那位痴想以“仁义”之旗追求霸主之业的宋襄公，面对无信的虎狼之师，迂腐地坚守“仁义”之礼，结果大败而回，受伤后却不忘要顾及所谓君侯仪态。与这位可笑的宋襄公一样，“精英”们的信仰尽管美好高尚，但却已被摆上了神坛而变成僵化的信条，不分时间与场合都要拿出来用用。
　　自然万物，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本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社会自始就矛盾冲突不断，竞争和斗争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这点也可以从竞技体育这个和平时期的战争中看出，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固然美好，但赛场上争先夺胜却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同样是竞技体育的规律。
　　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多种多样，宗教、种族、文化、利益等都可构成诱因，这无法回避也无法根除，一个矛盾爆发点消除，了，另一个矛盾爆发点又会出现。“精英”们幻想着拥抱西方价值观，全面西化，便可消除双方之间的鸿沟，取得西方的认同，这种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梦想只会被现实无情地粉碎，战前的日本和现代的俄罗斯便是很好的反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为“精英”们所犯的“天真”病。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斗争和冲突的残酷性降低，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精英”们若以为怀抱着普世价值观，便可获得对方同样的反馈，便可以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只能象宋襄公一样，落得个可笑而可悲的下场。事实上，此次与西方强势媒体的舆论战中，若不是海外华人及留学生机智和手段丰富的反击，中国只怕已被逼入墙角，成为有理说不清的冤大头。此为“精英”们所犯的“幼稚”病。
　　“精英”们还喜欢谈大国心态，一厢情愿地期待发展中国的国力便可摆脱被人歧视和无理挑剔指责的困境。固然在冲突中实力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以力服人，只能暂时压制矛盾，治标不治本。一旦某个点爆发引发“蝴蝶效应”，便会一发不可收拾，墙倒众人推，虎落平阳被犬欺。因此，现代中国虽已强大了许多，却仍成为列强攻击的靶子和最佳的替罪羔羊，即使成为超级强国，也恐难抑制世人挑战强权成为英雄的欲望。要想成为大国，首先得先学会大国的手段而不是相反，没有大国的谋略和手段，所谓大国尊严和大国心态都是奢谈此为“精英”们所犯的“臆想”症。
　　如果“精英”们担心民众的素质，甚于维护民主的权利；如果他们关心外人乃至对手的感受，甚于民众表达愤怒的权利；如果他们顾忌授人以柄，甚于被人任意抹黑；如果他们期盼西方民众的理解，甚于表达自己的理据；如果他们害怕影响理智的形象，甚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恐怕连地下的宋襄公有知，也都会笑出声来的。
　　目前的情势需要“精英”们做的是思索更丰富、更有效的舆论手段和策略，而不是挑剔民众的简单盲目；是夺取到国际话语权，而不是长篇大论来说服所有人；是攻击其荒谬无耻，而不是忙于自我辩白和反思；是集中资源击其薄弱，而不是四处出击。
　　现实的世界是复杂的，既充满了合作又充满了竞争，在合作中讲求仁义和道德，在竞争中讲求手段与谋略。邯郸学步的中国“精英”们，看来还得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世界。（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