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淄川：欧美环保制度的演化

　　一
　　1954年3月1日，一声闷响震动了太平洋上的比基尼环礁，美国在这里秘密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氢弹爆炸试验。这场试验污染了周边海域，导致一艘正在附近航行的日本渔船船员受影响染病，从而在几年前刚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激起反核运动。不仅如此，这场试验同时也迫使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大举迁移，这些岛民的遭遇得到了环保主义者的同情，预示着美国环保运动的即将兴起。不过，与同一时期发生在苏联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故中那些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受害者相比，他们还相对幸运。
　　在那个时代，地球许多角落的人们都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发展迎头撞上的一场致命挑战。1952年，一场大雾降临英国首都伦敦。事后不久，英国政府发布的卫生报告估计，有4000人因烟雾而提前死亡，大多数死者是幼儿或者老人，另有10万人因烟雾而感染疾病。当时一份报告说：“即使在这个因浓雾而臭名昭著的城市，人们对此事有超乎寻常的严重性也达成了共识。”
　　幸运的是，社会对于这场新的挑战，迅速做出了应对举动。在公众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1956年，英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在城市中划出一定区域设立“无烟区”，规定在这些区域里只能使用经法律许可的燃料，例如无烟煤，否则即是犯罪行为。1990年英国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署和市镇当局都有责任确保企业使用可以获得最佳的清洁生产技术。随着空气质量的改善，渐渐地，伦敦的称号“雾都”从一个让人产生脏污联想的名词，变成了这座城市浪漫化的名片。
　　在美国，1962年，环保运动的奠基之作、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这是美国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标志。除了杀虫剂导致的自然物种灭亡问题外，在那个时代，美国大湖区的污染也让崭露头角的环保主义者团结在了一起。1969年，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河因为污染物的堆积而燃起了熊熊大火，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摇滚乐手兰迪纽曼基于此事创作的歌曲BurnOn传唱一时，这些关注最终催生了1972年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案》。
　　同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发生空前的油污事件，造成大量海鸟和海洋生物死亡。污染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当地居民与石油公司发生冲突，得到媒体的集中报道。所有这些事件都给民间自发的环保情绪添上了适时的柴火。在这之后，组织化的环保运动就如燎原之火一般燃烧起来，而正是环保诉求的运动化，带来了发达国家环境质量的实质性改变。
　　二
　　事实上，人类活动一直在造成环境的变化，而对于林木砍伐、水土流失，以及大气、土壤与水体污染的担忧古已有之，但是直到上世纪中叶之前，公众在意识中并没有把“环境”作为一个需要关照的独立主体来对待，相反，“改造和驯服自然”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只是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也就是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环保才兴起为带有政治性的运动，只有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才会以系统思维去全面地看待环保问题。
　　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天生的。人自发地会产生对环境的感情，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但这只会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只有以运动形态出现的环保诉求，才能使环保成为人的普遍意识。在现代，应对大生产时代的环保挑战，需要一整套法律与监管方面的“上层建筑”，而只有普遍性的环保运动才能成为其真正的助产婆。
　　在西方国家，环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与地方政治与全国政治交织在一起。现代意义上的环保运动，必然要求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介入，要求政府行为的改变、公共服务形式的改变、企业经营行为的改变、教育内容的改变、媒体与文化界的改变经过几十年环保运动的洗礼，今天，环保意识已经融入欧美人的生产与生活，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乃至成为一种现代性的风尚习俗（custom）。能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延续数十年环保运动的潜移默化，带来的根本层面的制度变迁与心理变迁。
　　其实，面对污染事故以及公众愤怒的质疑，任何政府的天然反应都会是否认或者淡化自身的责任。1952年的“伦敦雾”事件爆发后，伦敦市政府一开始就声称已有的监管措施已经到位，不需要制度性的更新，最后还是靠着环保分子的呼声以及反对党的压力，才迫使政府改变了态度。所以，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治理体系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关系着环保的效果。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统一前夕，虽然西德的经济比东德发达得多，但东德却被联合国认定为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污染的重灾区，正是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工业发展起来但环保制度跟不上、从根本上说是治理制度跟不上的转型国家。
　　在西方环保运动的鼎盛时代，在一系列灾难事故的自然刺激之下，环保组织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据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环保组织的成员人数增长了五倍。
　　环保运动带来了稳固的环境发展成绩。如今，即使在环保运动被认为相对衰落的美国，它依然是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拥有数千个全国性环保组织和数万个地方性环保组织，以及2000万3000万的组织成员。环保事业已经不是政府与企业及公民的单向互动，而是多中心并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环保组织已经融入美国社会肌体，成为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治理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环保组织自身也在不断演变，从自发的、零散的个人的联合，发展为建制性、有目标有规划的组织。对环保的整全主义理解，以及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环保问题，这种思维产生的终极的组织形式就是“绿党”，它们目前主要活跃于欧洲政坛。
　　绿党在传统的左右翼的谱系划分中崛起，虽然大体上可以归于左派，但又与左派的许多传统诉求不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纲领与政治哲学。它认为当前的环境危机不是一种可以纠正、逆转的“错误”，而是对工业增长、生活质量提高的强调所导致的扩张性、消费性、缺乏约束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系统性问题，所以，环境问题不能靠传统的左右两边的调适来解决，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都不是最终的答案，只有按照“绿党”的政纲，系统性地改变经济结构才能解决。同时，环境治理的进步，也离不开社会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德国绿党就明确宣布：“我们意识到在一个人们有充分民主权利、不因文化差异受歧视、没有妇女压迫的社会中，要求人们生态需要的洞见、自制和责任更容易些。因此，生态学和社会解放相伴随”。在他们看来，环保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重塑。
　　三
　　不过，作用力总是与反作用力成正比，随着环保运动的强大，反环保运动也随之强大起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和民权运动这两股浪潮相互推动，促成美国环保运动的兴盛；而在上世纪80年代，倡导自由市场和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上台后，任用一些带有反环保倾向的官员担任要职，环保运动也转入低潮。直至今日，仍有人认为环保运动没有恢复到当年的声势。
　　反环保运动是与环保运动同时产生的。比如，《寂静的春天》刚一出版就受到与农药相关的生产部门的抨击，甚至包括对卡森的人身攻击。今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同石油开采等产业产生激烈的交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参与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在收获大量掌声的同时，也遭到强烈的批评，包括内容的失实，戈尔自身行为与其环保宣教不符，以及作品的政治导向性等。批评者怀疑气候变化证据的科学性，或者反对以减排方式来改变气候变化趋势。虽然他们声称气候变化议程是由利益驱动，但是他们本身的背后也摇晃着保守派企业与利益集团的身影。
　　必须强调的是，反环保运动也是自发的，而且，其价值不一定是负面的。它通过向环保主义者提出更加严格的证据要求，让环保运动自身更加完善，同时，也让环保必须与经济自由、企业经营效率、产业发展需要、私人财产权利保护、减贫等事项相平衡，而不致产生环境水平提升，但经济停滞甚至生活质量下降的后果。
　　另外，美国环保运动在今天的相对低落，并不足以抹煞它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已经作用于社会的深刻印记。几十年之前，大气和水质量标准没有严格执行，珍稀物种没有得到保护，化学产品与工程项目不经过严格的环评检测，现在环保已经融入了人们的集体意识之中。环保运动也许有些风光不再，但它巩固下来的成果已巍然不动。
　　有限的自然资源与人类发展的无限渴求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始终应该以试错的演化博弈方式来加以调和。文明的演化总是要遵循一个出现挑战与应对挑战的循环过程，而这需要博弈的顺畅进行，让其成果逐渐在规则和制度上固化。开放的制度环境更能保证一种动态的博弈可以持久地延续下去。
　　一个在环境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的生成，必然包含对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新塑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保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靠简单地呼吁政府治理环境，或者孤立的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系统性的解决。在今天的世界上，那些转型成功的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拥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去深入了解、理解和反思，并把改变转化到行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