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臣民还是公民？中国百年立宪得失

　　2008年8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一百年前的这一天，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标志着中国立宪之肇端。在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日子里，反思过去百年立宪的得失颇有意义，因为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辨明未来的努力方向。
　　毋庸置疑，百年立宪的尝试，使我们收获良多。君不见，宪法、权利、自由等概念都成为市井街巷流行的话语，臣民观念已为公民精神所代替；百年立宪的努力，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政府的权力不应是无限的，而应是有限的，应当受到法律尤其是宪法的限制，亦即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百年立宪的进程中，各式各样的宪法文本登台亮相，其中不乏出色的作品，积累了宪法起草的宝贵经验。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百年立宪的努力也有很多失败和教训。从立宪的目的来看，过去百年的立宪尝试或者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或者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对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方面认识不够。
　　从立宪的主体来看，在百年立宪进程中，参与立宪者主要是各界精英人物和社会名流，包括政治家、军阀将领、党派领袖以及知识分子等，而普通民众则很少甚至没有机会参与立宪。从根本上说，宪法是一个共同体内全体成员的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宪法应当由全体民众来制定，而不能由少数的精英越俎代庖。没有普通民众参与的立宪，很难获得成功，因为宪法的实行端赖民众的支持。
　　就立宪的方式和方法而言，百年立宪的历程基本上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进路。也就是说，百年立宪大多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通常情况下，先由最高领导人或者中央政府宣布立宪，召集各界精英和名流起草宪法，然后从上到下地推行这部宪法，号召民众遵守之。而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宪政的确立是自下而上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宪章到十八世纪美国宪政的确立，都是始于地方立宪的实践，建立在坚实的地方自治基础之上。宪政之确立宛如建造一座高楼大厦，没有坚实的根基无以成就高大的楼宇。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百年立宪进程中的诸多制度存有缺陷，不利于宪政的确立。譬如，多数宪法文本里都未能恰当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陷入收死放乱的怪圈，地方之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诸多宪法都崇尚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政之关键乃建立一个多秩序，强调分权制衡之道；多数宪法文本里都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致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在百年立宪进程中，不少宪法都大力倡导公民的义务，而宪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范政府而非公民；尽管几乎每一部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强调常常胜过对其他权利的倡导，而宪法之根本在于保护公民不受政府的非法限制和干预，而非为公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在百年立宪进程中，对某种特殊性的过分关注阻碍了人们对基本共识的认同，遮蔽了人们对普遍性原则的认识。
　　有人说，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当下，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大潮中，认真反思百年立宪之得失，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审慎合理的选择，对于我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