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以平等的政治身份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三）

　　关于拙作《以平等的道德身份》，鲁稚女士发表评论：“平等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只是听说，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说得对。
　　然而，我们过去没有拥有的东西，现在就不能拥有吗？能够与他人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视作与他人一样平等的人，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吗？
　　令人扼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从平等自由的理想出发，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想没有扼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而是终结在自己手中。这是为什么？这是今天在谈论平等、谈论民主自由的人们，不得不深思的。我们是否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走出来，能否摆脱一些根深蒂固的旧习，对于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考验。
　　比如，如果你希望别人能够听取你的批评意见，那么你是否准备好了想要虚心地听取别人对于你的批评？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质疑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在遇见旁人对你本人进行质疑时，是否能够做到坦然和冷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对方是否也有同样的权利，以及其中是否也有一些道理？
　　难道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与自己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就认为这些人是来找茬的、故意向自己发出挑衅的？难道能因为旁人没有站到你这一边（本来以为会站到自己这一边的），就认为有人对自己存有敌意，就感到非常失望，心想这个世界上最好没有这些声音？将不同方向上的批评意见污名化、妖魔化，这样做，你是不是站到自己所反对的立场上去了？
　　事情的转变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出于他对与自己的估计之外。
　　就像我们上次举例说，这次有关韩寒的讨论中，支持韩寒与质疑他的人们，都有互相指责对方是“五毛”的说法，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杀手锏，戴上这顶帽子，对方就可以闭嘴了。韩寒本人也在博文中抱怨，因为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他本人被视为“五毛”。这一点我十分同情他。包括是否继续谈论韩寒这个话题，也被怀疑成出自某个阴谋，是有人要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方，而转移了对于其他事情的关注，这使得韩寒有了额外的罪名。
　　类似的表现在网络上太多。有各种各样污名化的称呼，想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许多人仅仅是脱口而出，但在客观上，帮助制造了一种猜疑、猜忌的气氛，造成了对于无辜人们的捏造、攻击。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促进人们互相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对话，相反，只能毒化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加深人们互相之间的隔膜隔阂。
　　显然不是你赞同民主，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就会自动在你身上站立起来，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民主更是一种学习和实践。而学习需要课堂，需要练习，需要做大量功课。那么，为何不将我们在网络上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民主教室呢？我们在其中自我教育，互相砥砺，从而拥有一些新的经验。假如能在虚拟的条件下习得某些重要的东西，在实践中我们便能少付出一些代价。
　　我尝试着想要提出建议的是，是否可以尽量少用、慎用“五毛”这种说法。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人带着任务上网，但这起码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实际上难以区分谁是五毛、谁不是五毛。我们能够看见的，仅仅是一个人所说的，是他愿意让人们读到的这些句子，是他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陈述。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构成我们判断的依据，而不是想象或者猜测。
　　当某个人带着言辞来到我们中间，他愿意采取言谈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那么，就需要将他当作前来讲道理的，是准备以理服人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理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一个人的动机是深藏不露的，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因此，衡量和判断某些言论，只能根据实际上能够看见的；我们所下的结论，只能在看得见的东西面前止步，而不能越出这个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变得没有意义。不排除有可能，我们本身的动机，也要比我们自己认可的复杂得多。
　　其中还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面前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冲突的方式，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力量，另一种是非强制的力量。强制性的力量即暴力，它发生在无法处在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其间有人遇到了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而非强制性的力量则运用于能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人们，政治所提倡的协商和包容的途径便是。
　　政治开始于暴力结束的地方。政治的主要方式是言辞。作报告、发表演讲、调查和讨论、决策及其发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语言交流。面对分歧和冲突，政治的途径是协商和劝说，就像我们从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的，“希望采取政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指的是将战争的途径排除在外。因此，言及“政治”，则意味着言及“商量”、“商谈”、“协商”这样一些东西，意味着运用说服和互相听取的方式，让不同利益、不同背景人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整合。
　　尤其是在政治活动比较饱满、充分的地方，没有人觉得，需要依赖暴力这种强制性手段，才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差异。运用暴力的地方，则没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也驱除了暴力，让暴力归于失效。人们愿意放下武器前来商谈有什么不好？因此，在言辞面前，在运用言辞这种和平途径方面，应该得到同等尊重和一视同仁。每个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当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说出某句话、提出某个观点或某个方案，都可以被视为前来与旁人商量的，是想要征得人们的同意或批评的。即使他不是这么去想，但实际效果依然如此。事到如今，没有人说话不被质疑，没有人发表意见，而不可能不遇见批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遇见人们的言辞时，首先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政治的途径”，是发出一个引发讨论的邀请。除了这个途径之外，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政治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不是因为他表达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观点，就觉得有理由歧视他，将他归类为别有用心的“敌人”。
　　哪怕他表达了与官方相接近的观点。我们所需要的批评，不仅是来自朋友之间，也应该包括来自官方的声音。难不成除了重复别人已经犯过和正在犯下的错误，我们就不能有别的可能选择吗？如果别人不能做到心平气和，你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做个示范给他看。别人恐惧，你可以尝试不恐惧。
　　但是有一种言辞，需要挑出来区别对待，那就是威胁性的言辞。我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的微博上读到这么一段：“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先生愿意在微博上公开发表意见，可以理解为愿意与公众一起商量公共事务，愿意接受来自不同面向人们的评判。他呼吁更加透明公开的“清晰原则”，呼吁提高全社会中“共识和信任”，这些我都是赞同的。但是这段话中，他又将“不同解释和猜疑”直接视为“入侵力量”，小小的一个短语，释放了对于公众质疑及不同解释的极度不信任，看起来是意欲引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这样去做的效果，只有影响了公共发言中本来的正常气氛，帮助制造我们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猜疑猜忌，加深对立对抗，扩大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隔阂，这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本意相反吧，这在公共发言中应尽力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