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寻找文化怀旧的工业根基

　　美国一家创新机构日前发明了一种筷子和叉子的混合餐具筷叉（Chork）。它由两根独立的叉子组成，单用时为叉子，而组合起来掉个头用，就是一双筷子（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筷子的夹子），可以轻松地夹起诸如寿司之类的东方食物。基于该项发明可满足东西方用餐者的不同需求，有人戏谑地宣称，这项发明将有助于解决东西方的矛盾，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奇怪的是，如此机智的设计却跟中国人无关。满清帝国被迫向世界开放（1840年），至今已有170年之久，但没有一个本土设计师设想过这种木棍与刀叉的联盟。在工业设计的创造力方面，中国注定要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事实。
　　“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口号目前已响彻云霄。但基于原创力的狭小瓶颈，中国文化产业的品质，始终未能获得根本性的改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动漫产业，尽管产量（按分钟计）的GDP不断上升，却无法重返6080年代上海美影厂所创造的黄金时代，推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杰作。去年上影集团将60年代《大闹天宫》翻新为3D片，耗资巨大，指望能在市场上大捞一笔，结果由于立体效果不佳，犹如简陋的“画片”，观众恶评如潮，上映几天后便偃旗息鼓。但《大闹天宫》3D版的挫败，以及《泰坦尼克号》3D版的成功，却为原创力衰弱的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以旧翻新”的权宜性策略。在原创力尚未复苏之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只能走贩卖“古董”的怀旧道路。只要处理得当，新老祖宗的存货，似乎还能再继续折腾数年，为文化产业GDP的短期增长，贡献出有限的原料、题材和动力。
　　中唱上海分公司最近推出一套复刻版黑胶唱片，其中包括《黄河》（1970年尹承宗录制版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1959年俞丽拿录制版本）以及周璇、白光和姚莉三张人声专辑。《梁祝》有限量版编号，定价高达300元一张，但居然销售良好，目前已经接近告罄。而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是必须拿到德国去加工生产，因为中国的最后一条流水线，在1998年被拆除，从此中国大步走向磁带数码技术的先进行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家中唱上海分公司，将百代公司制造的经典款黑胶唱片生产设备，据说以一万元人民币的废铁价，买给了日本人。中国人如释重负，而日本人如获至宝，双方各得其所。但那些沉浸于“现代化”狂喜的中国官员没有料到，仅仅过了十几年，这种“过时的”技术竟然卷土重来，成为文化市场的重大题材。
　　人们究竟要从黑胶唱片中获取什么呢？本雅明当年所缅怀的“灵韵”，不仅出现在古典艺术品之中，而且现身于遭其鄙视的“机械复制时代”，这也许是本雅明所始料未及的。那些在制作、贩运和收藏过程中出现的“擦痕”与“杂质”，制造出“有意味的噪音”，并融入音乐，构成老歌和老杂音相混的声音织体，为历史怀旧提供了真切的讯息母本。
　　这就是老唱片重出江湖的原因。在夜阑人静的黑夜，细小的唱针在飞旋的黑胶唱片上摩擦，释放出“有意味的杂音”，仿佛是流逝岁月的刻痕，跟音乐一起，去点燃细小的感伤火焰。这是所有黑胶唱片消费者所期待的柔软场景。而那些可资缅怀的“杂质”，大量存在于机械制造时代的各种产品中，如感光胶片（照片）、铅字排印并带墨香的书籍、电子管大盘带录音机，以及用以播放黑胶唱片的机械唱机等等。它们曾在旧工业时代担纲文化主角，却在90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浪潮中被彻底遗弃，成为历史的悲剧性过客。
　　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造，大幅推进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大量优质的民族工业企业被粗暴地摧毁，6级以上的高级技工被迫转业、下岗或退休，积蓄百年的近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顷刻间化为乌有。电子管收音机、机械照相机、感光胶片、机械手表、经典缝纫机、铅字印刷机等等，所有这些能够产生“文化杂质”的装备，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仅以铅字排印机为例，除了极少数被藏家所收留外，仅剩的几台，只能龟缩在偏远小镇上，以缓慢的节奏，印制着简陋而满含历史杂质的族谱。这的确是一场彻底的文化清洗，它逼迫中国人向工业遗产告别，却没有为未来的记忆和缅怀，保留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以致我们今天必须到德国或捷克，利用他们的古老设备去印制黑胶唱片，由此为强大的欧洲文化产业注血。历史大声嘲笑了那些目光短浅的政经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