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对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分野的一种话语是我们现在依然使用不辍的“左右派”话语，虽然这个话语的使用者或多或少地、或精细或粗浅地对“谁是什么样的左派谁是什么样的右派”作出过仅只是为了一时论证需要的定义，但只要使用这个话语的人一般都不否认这个话语总框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话语就真的那么合用乃至不需要进一步质疑？我以为未必。 一 “左右派”的话语首先的前提是大家面对和讨论的是同一个大框架。比如大家讨论的都是社会正义如何从人和人群利益定位或者定比出发来定义。所谓“左派”使用的是“民众”“大众”“人民”“群众”“群体”等等基本概念，把握的是这些基本概念背后的“群”的利益与利害观。所谓“右派”则基本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从“个人尊严”“个人权利”“个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出发。 但在这个讨论中是否就只能有这样一种分类才能说明据说双方都想说明了的问题呢？ 比如说“群”。给社会“群”下定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方法不同，“群”的范围就不同，“群”内成员是否认同这个“群”的归属也就成为极大的变数，乃至在社会操作上，很难真正符合人作为社会人自主规定自己社会“群”归属的千变万化的要求。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有产者”“中产阶级”这些概念来说，以资产划线，是这些概念共同的地方。但是否真的就是“财产等于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进而“意识等于社群归属”，这个逻辑本身提出了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有财产的人要闹无产阶级革命，于是就必须说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否则就是终于自己的“阶级”。那么是不是无产者闹了革命之后，一律都不能有财产，否则一定会陷入比如要不要不断革命因此永远终于革命的“悖论”。从恩格斯到周恩来，数下来最初在中国闹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领袖里面，“本阶级背叛者”实在众多，而在中国革命话语中，中国本来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正宗”无产阶级，大家工人都很少。那么何以说明你那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比如“农民”抑或是“流民造反”这样的“革命”呢？ 中产阶级在改革话语中往往被寄以厚望，说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有财产生发的各种权利，所以中产阶级一定会主张民主，云云。但就像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那样，以所谓“财产”来衡量“中产阶级”同样的荒唐和不可操作。这一点，甚至不会因为我们把“中产阶级”变成“中产阶层”“中产群体”而少有改变。 在所谓的“右派”话语中，不论怎样强调个人权利，但稍微有点社会知识的人都知道：个人权利在工业化社会里要想得到实际有效的保护，一定不能依靠所谓纸写的法律，人们头脑里的良知，而必须形成一定集团的制衡才行。但那个集团要依据什么才能形成，才能为社会人所认同？是不是一定要以“阶级”“阶层”这样的基本概念来勾勒，舍此别无他途？在这一点上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们似乎始终语焉不详，甚至有些知难而退。为什么呢？ 假如在上面所举“社会公正”如何定义如何实现这个例子上，不管所谓的“左派”和“所谓的“右派”都存在着涉及最基本概念的根本问题，那么由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而形成的“左右派”话语是否应该受到从根本上提出来的质疑，这个问题我想不言自明了吧？ 二 “左右派”的话语基于一种语言比喻的形象，似乎在判断社会归属问题上，会有一个“金色中间判断”（goldener Mittelweg）。但无论现在自指称或被自指称为“左派”或者“右派”的人，似乎都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要求什么“中间道路”。革命时期的两派虽然不时会把“中间派”视为为完成某种目的的“盟友”，但都不承认中间派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双方放弃自己几近意识形态的立场，达成后现代思想界提出的比如“试错”或是“交往理性”意义上的（换言之是有时间限制的）临时性妥协。左右两派都会试图去“说服”“教育”“改造”那个我们必须假定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旦有了机会和足够的权力，左右两派也都不会放弃好好“整治”一下动摇的中间派力量，不要让他们“干扰我们的事业，扰乱我们的阵营”（毛泽东语）。 这样的由所谓“左右两派”划分产生的“左右两派”自认为“精英”，以“沉默大多数”为“群氓”，并且认为这个“群氓”集团最多只能是“行为的主体”而不能是“权力的主体”，最多也只能是所谓权力的载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这样的载体具体的比喻）或者是被拯救的对象。这样的“左右分野”难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给我们造成的灾难还不够巨大吗？留下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非黑即白”“有你没我”“不打倒你就不能如何如何，不批倒你就怎样怎样。。。。”的亏，却依然故我，不能稍稍接受教训呢？ 三 前些年，有学者出于热血提出要“告别革命”。但显然是没有管用。岂止是以社会大众必须得到公正为己任的左派，就连以捍卫个人权利为号召的所谓“右派”，随着911和其后延绵至今的“反恐斗争”，也都火气实足，一定要在所谓“文明”和“野蛮”制度和文化中分出一个所以然来。中国有很多朋友们于是陷入了一种迷茫：从社会公正的角度上看，他们并不赞成那些黑白分明的自由派，不赞成比如吴国光先生提出的“伊拉克人即便挨了美国人的炸弹也比中国受到在萨斯问题上来自政府欺骗了的百姓幸运”的命题。但就是这些朋友们，一转眼就会对美国人以飞机炸弹传播“民主自由”的说词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认为个人自由和尊严如此之重要，以致要达到这个目的，假如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请来外部的暴力也未尝不可云云。 这样的迷茫和现在重又兴起的“左右派话语”间是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迷茫之所以“迷茫”，是否正好说明泾渭分明的“左右派”话语，其实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可操作性上，都令人很难全部认同乃至是从呢？认为其实被剥夺权利的任何人与任何群体都必须获得认同人文主义基本价值的所有人的一致同情，得到来自这些人的呼吁，以此为所谓的一方；认为其实每个人的尊严都必须得到尊重，只要有一个人的尊严可以被强权践踏，所谓“群体”的权利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因此必须强调个人平等权利以致到将其置于所有讨论之先，以此为所谓的另一方。这样分野的双方何以为左右？大家难道不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就算是在如何实现双方似乎皆然不能混同的观点这个问题上，彼此意见不一，为什么和凭什么要以“分左右”来定乾坤呢？ 四 最后要说一说比如“必须批判。。。。。。必须警惕。。。。。必须打倒。。。。。”之类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虽然和左右派在理性论战提出的论点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对使得这样论战成为“口水战”，成为据说也可以是战斗的“辱骂和恐吓”的武器，却至关重要。 “必须”怎样吗，舍此别无他途吗？争论不能搁置乃至换个角度进行吗？不错，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争论的“左”“右”派或许真的在他们观点之争的背后，代表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不过就算是那样，难道这不是非常正常的现代社会中的现象吗？何以普遍为左右两派都从理性上认可的“普遍普通”的现象居然在论战中就变成了“必须”对付的大敌，否则世界将明天毁灭的灾难呢？ 我的呼吁是：让我们从对“左右派”话语的根本理性分析入手，来重新审视我们讨论的视角是否真的那么无懈可击；让我们汲取以自己为精英、以论敌为对手、以“沉默的大多数”为我们为之请命的“芸芸众生”这样的思维和讨论惯式给我们国家与民族造成的各种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容许搁置，容许辩论，容许利益世俗化的代表充满我们的讨论吧。或许这样，我们真的有机会去“告别革命”。或许。但这个或许，我以为是值得我们一试的。不知诸公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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