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冉：上访者为何能保持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多次社会调查中，中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一直十分稳定。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和2002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BarometerSurvey）均显示，超过85的中国受访者对中央政府有较高的信心；2006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相信中央政府的决定最有利于社会；2008年的中国调查（ChinaSurvey）则发现，86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官员“十分信任”或“基本信任”。
　　在现有的政治信任理论中，这些数据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尽管经济的高速发展可能有助于形成对政府能力的认同，但中国同样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问题：严重的腐败、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仍需健全的司法制度在理论上，这些因素会极大伤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那么，究竟为何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心依然高居不下？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政府行政学系的李连江教授即将在《现代中国》（ModernChina）学刊发表的论文探讨了这一谜题。他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通过访问进京上访者，他发现信任具有弹性，原本最可能对中央政府失去希望的人却能够牢牢把持住最后的期待；另一方面，通过2011年进行的一项地方性调查，他指出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可能在调查数据中被高估。
　　在自然科学中，测试物体弹性的方法之一是不断增加压力，直至其无法承受；与此类似，心理学家与政治学家借用“弹性”的意涵，探索个人心理或社会管治的压力临界点，而进京上访人群是一个极为合适的研究群体。过去的研究表明，进京上访者（特别是首次上访者）通常对中央政府抱有较高的信任；然而漫漫上访路上荆棘遍布，以合法途径寻求信访办的帮助很难奏效，采用更为激烈的方式又可能招致拘留乃至入狱，随之而来的失望与痛苦往往使得上访者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动摇。尽管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上访者保持住了这份信任，为探明这种“信任弹性”背后的机制，李连江访问了超过一百名上访者，总结出了某些共同的特性。
　　一开始，上访者对中央政府的认识具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将所有的中央政府机关视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统一称之为“中央”，即使最低级别的官员和部门也被视为中央的全权代表。其次，上访者对中央的各个方面均抱有同等程度的信任，包括其承诺、能力、公平、效率等；因此，首次上访者往往期待自己的问题能够得到迅速和彻底的解决。
　　然而在现实面前，这种充分和全然的信任不久就会消退，这往往会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信访局，此时上访者通常会耐心等待，直到得到“回执”，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然而，由于缺乏权力和资源进行调查，信访办开具的回执通常只是建议当地机关重视上访者的问题，并不具备法律和行政效力。上访者最初将其视为尚方宝剑，最终却发现地方政府将其视同废纸。直到此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上访者会认为，信访局具有帮助他们的良好意愿，只是缺乏能力执行。然而近年来，信访局官员收受地方政府贿赂的情况时有发生，了解这一信息的上访者对信访局的信任才会降至冰点。
　　进入第二个阶段，部分上访者会将信访局从“中央”的范畴中剔除出去，转而向组织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人大、政协等被称为“大部”的机构求助。由于“大部”通常比信访局难以接触，这个过程往往漫长而艰难，反而令不少上访者在彻底失望之前保持了信心。而在上访“大部”失败之后，上访者会将“大部”也剔除出“中央”，转而认为政治局才是真正的中央，人大、政协等不过是“花瓶”，理所应当地无法解决问题。
　　最终，上访者会将“中央”锁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这一步，上访者的途径已经十分受限，只能通过信件、网络和媒体来尝试将自己的案件转达到常委耳中。进入第三阶段后，仍有一部分上访者认为，常委中有值得彻底信任的成员，特别是主席和总理永远是关心人民的，只要他们肯插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种逐步将不信任的机构剔除出“中央”的心态，使相当一部分上访者最终仍能保持对“中央”的信念，好比较低等级的中央部门充当了“缓冲带”。此外，由于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步更加艰难，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许多上访者一直在其中的某个位置挣扎，避免了最后的彻底失望。最终，将“中央”等同于两位最高领导人，这一念头几乎使得上访者对中央的信任坚不可摧。
　　李连江指出，由于上访者对于中央的理解不同，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很难衡量。对每一个特定受访者而言，“信任”的对象和含义都可能有所不同：究竟是信任在职官员、特定政府机构还是整个体制？究竟是相信他们的意愿、能力还是道德水平？若无法准确衡量其中的区别，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会被夸大，他们对于不同政府部门逐步丧失信任感的过程也将被掩盖。而如果普通中国民众对“中央”的认识也类似于上访者，那么相关调查结论必然会存在偏差。2011年，李连江就此疑虑对400名普通受访者进行初步调查，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受访者对“中央”的定义并不一致，他们更倾向于将较高等级的官员视为“中央领导”。
　　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中国政府认受性的重要来源，即使只是部分丧失民众信任，也将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产生严重影响。由此，李连江指出，相关社会调查应当充分考虑到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含义的理解，以及信任的多种维度，否则，调查得出的数字将会在一定程度掩盖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不安。
　　【参考文献】
　　Lianjiang，Li（2012）。TheMagnitudeandResilienceofTrustintheCenter：
　　EvidencefromInterviewswithPetitionersinBeijingandaLocalSurveyin
　　RuralChina。ForthcominginModer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