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但又是在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语境中写作，苗族与汉族之间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联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在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者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了彻底的归依。
　　一
　　沈从文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镇竿城（今湘西凤凰县）清朝时是辰沅永靖兵备道所在地，此军事要塞当年专为镇压、防范苗民而设，这两点，给沈从文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苗族文化能够进入他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文化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介绍以及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运动大有关系。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热心征集各地方言、谣曲、传说，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等人对民间文化作理论阐释，这些活动，使沈从文发现了湘西特异习俗风情的文学价值，而苗族是这种特异风俗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苗族人物形象。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就有这样的子：“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福生》中写道：“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红帕子当街乱打筋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的怪调子。”《瑞龙》也写“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在私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藤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多比斗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按钉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他还提到苗族战士：“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沈从文不无矫情地炫耀说：“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呵！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到我老了，遇着也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那些小腰白齿、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族代狗，还有头厨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长”，给沈从文早期作品装点了浓郁的异域情调。
　　沈从文早期作品中苗族的存在形态，是颇值得玩味的。他身上有苗族血统，但他作品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责怪沈从文有自觉的汉族优越感其实冤枉了他，他只是直观、感性地对苗族在家乡的现实存在进行描写罢了。他所出生的镇竿城，作为镇抚苗民的军事机构所在地，只能给沈从文提供这样的观察视角。对于湘西以外的都市而言，他自称是乡下人，而对苗民，他又是城里人，作为城里人，他看到那些住在城外，语言、装束、生活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的“生苗”，或进城赶场、做工，或被抓来杀头。此外，沈从文在儿童时代受的是纯粹的汉文化教育，私塾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读《幼学琼林》、《论语》、《诗经》、《尚书》，可以说，汉文化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苗族文化的了解，除了对其风俗、习惯的直观感受外，大约还阅读过一些相关史志著述，远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苗族口头文学相当发达，有全面反映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等，但二、三十年代尚未整理成书，沈从文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沈从文一方面像上述作品那样用夸耀而浮泛的猎奇笔调处理它，另一方面，他受城里人对“生苗”普遍轻蔑的态度的影响，也常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把一些蔑称加在苗人头上，如“苗崽崽”、“苗老咪”、“老苗婆”等。
　　二
　　1928年初，沈从文来到上海。除去1930年秋至1931年1月约5个月时间，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外，他寓居上海的时间有三年多一点（19281931）。在这期间，他的创作发生了一次飞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沈从文1924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大多是回忆性文字。他写幼时栽花，吃腊八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记实倾向。这一切，并不出鲁迅、周作人开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而上海时期写的湘西作品，与城市世界在时空上拉大了距离，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
　　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景下，沈从文推一批苗族浪漫传奇：《月下小景》、《豹子媚金与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阿金》等。以前把苗人作为异类加以甄别的情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叙述人的苗族立场和本位。其中的苗人，比汉人在道德、体貌等诸多方面来得优越，苗人和汉人是对立的。与之相应，在写作这些故事期间，沈从文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如1930年，他写了《我的二哥》一文，说，“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二次是祖母。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
　　上海时期沈从文写的苗族浪漫传奇，从两个角度展示苗族生活形态，把它们当作现代文明社会业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范型提供给读者。一些作品追溯久远时代的苗族生活。如《月下小景》提到的时代，傩佑所属部族，还在汉人大国之外。《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故事是叙述人“我”听大盗吴柔讲的，而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一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龙朱》写的是“死了百年另一代的白耳族王子”龙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过去”的前提下，对时间作了模糊处理，用意在把苗族生活形态移到社会进化之外，赋予其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另一些作品如《凤子》和《神巫之爱》，则在荒疆僻地构筑苗族神话。沈从文想给读者描绘当代人可以参与、体验、触摸的理想苗族生活。现实存在较历史传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因而，苗族文化才能够在与汉文化对抗中发挥更大作用。沿着沅水上行，经常德、桃源、辰州，北入酉水，到花垣、保靖一带，就进入苗乡，从辰州（沅陵）到泸溪进入峒河过凤凰北上，同样深入到苗区。沈从文设想，在那里，由于山岭叠嶂，交通阻绝，文明不易侵入，“当前”（最近的过去）还有符合理想的原始状态的生活。
　　苗族文化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营造中扮演相当重要角色。它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无限魅力和风情。《神巫之爱》里盛大的跳傩还愿场面：月夜、火燎、歌声，美丽女子鱼贯走到神巫前，表达她们的爱情，接受他的祝福。这如梦如幻的场景很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野性而优雅、热烈而清纯，情感的放纵与节制处理得无不恰到好处。苗族文化还在湘西与都市对抗中发挥重要作用。湘西世界虽然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却是借地域而存在。从地理角度看，苗区位于湘西的后方和腹地，距汉文化的空间距离也最远。其实，沈从文的作品可以按地域分排：在沅水流域，从常德起，到桃源、辰州、泸溪、保靖、茶峒、凤凰，最后是苗乡。对作品的细心观察显示，沿河上行，都市文明的种种表现渐弱，而自然原始气息却越来越浓烈。因此，苗乡、苗族文化是抵御外来文明入侵的最后堡垒和根本保证。当文明之风已吹入湘西，“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苗乡却仍有火燎号角的酬神歌舞，健康的生活与大地神灵一体；当文明移风易俗，湘西面临被外界同化的危险时，苗族文化成了沈从文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沈从文意识到，湘西文化的核心和真正特色是苗族文化，傩事活动、对歌、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加强了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从而隔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保持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
　　三
　　1931年，沈从文离开上海去青岛，1933年离开青岛来到北京。纵观他在青岛和北京时期（19311937）的创作，尤其是代表他最高成就的《边城》，可以发现，沈从文逐渐走出了前一时期的苗族本位立场，以及苗汉文化冲突、对话的思路，开始从整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和广度处理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在这种背景下，诗意的中国形象在《边城》中诞生了。
　　《边城》是一曲优雅的牧歌。我曾在《边城与牧歌情调》〔1〕一文中，分析过这部作品的牧歌属性。“牧歌”在西方有着悠久传统，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文类，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高峰，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也有上乘表现；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牧歌走向衰落。文类如此，但牧歌作为一种抒情倾向或原型结构，却依然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中潜伏着。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诗性的乡村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
　　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乡土乐园的冲动，在《边城》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
　　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沈从文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愚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展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3〕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
　　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入，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入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他们：如渡船老人，如顺顺父子，如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等等。由此可见，《边城》的牧歌框架整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融入了它不幸的现实命运。
　　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堪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现代化进程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力强盛和人民富足开辟道路，因而得到广泛拥护；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功利性和效率，这使它必定强调结果的评价，也预设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道德真空，人的工具化和物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由于其与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又不断受到激烈的批判。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欧，它是一个被动的、外来的和强加的过程，并伴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同时，又与本国传统发生剧烈的冲突。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民众空前的皈依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和守成主义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成了这种反应的重要表现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形象。由于“国民性”命题的特定指向，加上鲁迅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阿Q形象成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价值判断是负面的。
　　被动现代化，如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激起了相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人士等，有众多的知识精英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他们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抒情之作。作为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代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废名的小说，表达了作家对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与依赖。进入三十年代，新一代京派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林庚等，更以流派的规模，对传统和乡土作诗意诠释。五四主流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在京派作家笔下获得新的阐释和意义，并且得到升华。此外，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等表现新的民族形象的多角度尝试。可以说，1934年初沈从文的巅峰之作《边城》发表前后，一个整合、提升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学外部环境已然成形。
　　从沈从文个人创作发展的轨迹看，诗意中国形象的诞生显示了内在的必然性。如前所述，19241927年，沈从文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蕴浅显凌乱。19281931年，沈从文主要在上海，他张扬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他的湘西地方意识和苗族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强化。1931年秋，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教。佛家思想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大量有机地融入他的作品，对湘西生命的原生态进行了归纳。这种归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京后仍持续着，但佛家思想逐渐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升到主导地位。在佛家思想使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后，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边城》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显示出沈从文走出在地域对比中表现湘西地方优势的格局，唱出了中国的颂歌。
　　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北京。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表现苗族浪漫传奇，张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事实上，即使是在上海时期，他也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京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随着沈从文在创作方面从张扬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随着个别民族捍卫者的身份弱化，整体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时论，谈论民族复兴和国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虽是在议论文坛不良习气以及社会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涵盖性很大的命题。从1933年10月他到北京起，到他完成《边城》，这种联系是他言论的主旋律。因此，沈从文才会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郑重宣布，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是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要求他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从现代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发展来看，30年代，在文学中出现诗意的中国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从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发展来看，他的抱负和思考的格局此时已经上升到一个宏阔的高度，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皈依整体的“国家”，特定的民族被整体的“中华民族”取代。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互相作用，《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
　　四
　　19381946年云南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迎来了被学者名为“抽象的抒情”时期。他写了《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以及《水云》、《绿魇》等系列散文，这些散文，以自然意象营造出一个个脱离具体时空的情境，抽象的思想和情绪运思于其间。在敌机轰炸和跑警报的战争背景中，沈从文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诗性沉思，而民族与国家的重造是他思虑凝聚的中心。
　　沈从文专注于沉思。徜徉湖畔，案头独坐，阳光下，或面对星空，在大自然恬静、和谐的怀抱里，沈从文的思绪随时会离开眼前的经验世界和世俗社会，进入抽象的精神王国；任何一点小小触发，都会立即唤起沈从文的回忆、联想、独白、辩难。灵魂异常敏感，仿佛一个安装就绪的机括，一触即发。“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生命》）沉思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更是本体的生存方式。所谓心无旁鹜，了无芥蒂，全为“虚空”、“彼岸”敞开，个体生命亦在沉思中得到升华。沈从文的沉思对象是生命：生命的形式，生命的质量，生命的意义。他想念万物有灵，自然界草木花卉，鱼虫走兽，阳光白云，“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一只兔子，其生命“精巧处和完整处”，并不比人类逊色；一群白色蜉蝣蚊蠓，在阳光下旋成一个柱子，享受着“暂短生命的悦乐”；一只小甲虫，其生命形式体现着造物的鬼斧神工，令人“无限惊奇”；长脚蜘蛛，为吸引异性，施展技艺，“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宇宙万物，生命取予形式有万种风仪，“仿佛若有神迹在其间”（《水云》），有所暗示，有所希冀，背后潜藏着那“抽象”、“虚空”和秩序，或者说，宇宙的终极意义。沈从文同样沉思人的生命，他认为，人穿游于这万物生命中，并不是万物主宰或什么“灵长”，不拥有支配、调度一切的特别权力。人类与其他绿色生物的区别，“不会比斑鸠与树木的区别还来得大。”这并不是对人的辱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造就一个健康、诚实的生命。
　　沈从文以自然为标尺，将“沉思的人”与城市中人，尤其是一般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将“生活”和“生命”区别开来。他相信“沉思者能拥有坚实的生命，能反观自身、烛照抽象”，通过沉思，而与自然对话，能重新实现向充实生命的跨越，能够创造一个新我：“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这个“带胶性的观念”就是诗性的沉思。
　　云南时期的沈从文，继承了前一时期民族国家“重造”的话题，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提出了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命题：“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回？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绿魇》）沈从文看到，民族的危难，不仅仅是“外患”，更是自身的堕落，而民族国家“重造”，也主要仰赖国民精神的重造。在前述系列散文中，他凡事都从“我们对于种族存亡的远虑”出发考虑问题中，他以战后建国为招引，呼吁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重造，为未来培养新人。
　　新的自我产生于沉思之中。沈从文将这种个体的生命经验投放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造中去：“日光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对于当前社会制度怀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唯一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白魇》）
　　沈从文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长成，与文化界在战争中增强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关系。战国策派鼓吹民族主义，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为大敌当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团体”，〔4〕“此时社会上的意识，最注重国与国间之区分”，“国籍乃成人们最基本的标志”。〔5〕陈铨、林同济等的许多观点虽然因其党派背景以及偏激幼稚而受到诟病，但也的确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知识阶级在战争中普遍增长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为强化这种意识，林同济从汤因比、斯宾格勒那里搬来了“应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历史形态学理论”，以图“取得一个民族文化的‘全观’”或“整个体相”，即从整体上，从不同文化体系的比较中获得民族和国家意识。〔6〕这似乎就是对沈从文塑造中国形象的一个理论总结。此外，西南联大中，许多作家也在创作中以“深沉的个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描绘着中国形象，并将个体看成是民族国家命运的承担者，如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小说《伍子胥》。
　　就这样，在八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沈从文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实现了一次新的升华和飞跃。此前《边城》中的中国形象，其资源和形态是外部性的，而在云南时期，沈从文将作家的个体生命投入到文本当中，从中挖掘民族、国家重造的精神资源，从而将自己熔铸成“中华”这个崭新的精神形象的一部分。还应该看到，这种对“中华”的认同和塑造与现实政权无关，它主要是观念上和意识上的整体把握和皈依，也包含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知识阶层对战争并不感到悲观，相反，他们将战争看成中华民族接受血与火的洗礼，获得再生的机会。如林同济所说，“抗战是一个有力的伟大现实”。在这个“伟大的现实”面前，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民族与国家的创世纪。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1期。
　　〔2〕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6月2卷3期。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页。
　　〔4〕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大公报（重庆版）。1942年1月28日。战国。第9期。
　　〔5〕〔6〕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大公报（重庆版）。1942年6月17日，24日。战国。第27、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