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反思五四的“民主与科学”

　　1919年前后，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须请两位陌生的客人入住中国。这两位客人就是后来无人不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与科学化成了，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解放思想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德先生与赛先生简直就是五四运动的代名词、同义语。从那时至今，“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为最没有争议、最被认同、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从五四青年开始，一代代中国人一次次呼唤、呐喊德先生赛先生，嗓子已经嘶哑过无数次了。民主与科学始终被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用陈独秀的话说，两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挚爱如初，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却已经大异其趣了。每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的民主变成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甚至变成了挂着民主头衔的专政。同样，科学并没有变成国民的科学精神，而是变成了政治家的口头禅、举国体制和黑洞般的经费预算。有违初衷的是，民主与科学这对新式武器，没能拯救中国人，却成为延续政治大一统的新式工具。至今，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仍然是连暂住证都没有的流浪客。
　　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人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还是求之而不得？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大陆才能过上民主生活？世界史上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九十年如一日。这样的精神值得嘉许，原因却值得反思。依我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果实，没有看到结出这两个果子背后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自由。更准确地说，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自由。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科学不过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德先生与赛先生相互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是自由之子。没有保障思想自由的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充其量不过是技术上的仿冒；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学就会自动得到发展；没有自由的制度，科学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振兴国家。权力主导科学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压缩民间科研的空间，占据了创造性思想自由驰骋的疆场，把民间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动，变成了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动。在科研的举国体制下，科学家没有探索的自由，没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其任务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完成体制所赋予的作为政治任务的科研任务。独立的人格必须屈从于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被关进官僚的铁牢笼，就无从发挥了。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计划式的举国体制，而需要激发首创精神，让科学研究者们自由想象、自由研究、自由辩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诉求背后，群体高于个体，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主义目标的工具。国家或民族是目的而个人只是工具。纪念五四，不是为了否定五四，而是要超越五四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不能继续简单重复民主科学的口号，把民主和科学看作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很多人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问题！不，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不会有德先生赛先生的立足之地。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所以，中国人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须由民主与科学的信徒皈依为个人自由的信徒；从关心国家的命运转变到关心个人的命运；从向往民主与科学到向往个人自由；从向往果实改为努力播种。须认识到，中国人需要什么高于中国需要什么，中国的需要须服从于中国人的需要。在这个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以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才可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果实！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自由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