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关于小岗村，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小岗故事考究
　　作为农村改革的象征，小岗村故事充满魅力。四十年之后，这个故事的里程碑光芒依然那么耀眼。但是，如果作为历史事件来考证探究，一系列时间点并不清晰，仍有某种朦胧色彩。
　　小岗村故事的时间点之所以值得考究，是因为这些时间点展示了一个小村的秘密举动如何演化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议题，从而引发覆盖全中国的政策创制。探索中国改革的高层决策过程，特别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不能不关注这些时间点。
　　一
　　如果不是因为保留了四十年前村民聚会分田的那间茅草屋，当年的小岗村已经“荡然无存”。
　　那间茅草屋是村民严丽华家。那天晚上，十八户村民代表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聚会，决定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去耕种，即“大包干到户”。现在，这间屋子里的物资摆设依旧，但已经成为展现当年生活的旅游景点，每天在迎接络绎不绝的访客。
　　今日小岗村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小镇。宽阔洁净的道路、漂亮的民居自不必说，单是村里小学，教学楼、实验室、舞蹈厅、体育场一应俱全，其设施条件比美国的乡村学校并无逊色。四十年后，正是惠风和畅的“暮春之初”，我们一行人悠闲地在村里走街串巷，与村民攀谈。此行人中，有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秘书崔传义、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秘书陈怀仁、滁县地委办公室秘书江正兴。当年，他们在地县主要领导身边工作，亲历了小岗村故事的决策过程。可以说，在当时的地方党政机关中，他们是目前健在的最重要当事人。我们一行人中，还有邓小平研究的权威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原主任、《邓小平文选》编辑、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龙平平。与通常的游人不同，我们一行在小岗村住了下来。
　　在小岗村街头，我们与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闲谈。说起当年为什么带头搞包干到户，严俊昌却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谈起。严俊昌说：“那时全村175人，饿死了67人，其中六户灭绝。”他强调：“当时并无天灾，如果说是天灾，老天也不容。”严俊昌说到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80年1月24日，万里到村里，严俊昌心里忐忑不安，“我来到万里面前，心里害怕得很，两腿一直在哆嗦”。万里未曾开口而面带微笑，第一句话是：“今年多大了？”“三十七”；万里又问：“是不是共产党员？”“不是。”万里说：“如果是共产党员，也许就不敢带这个头了。”严俊昌听到这里，心情完全放松下来。
　　二
　　小岗村故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因为发生在农民刻意保密、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至今仍有若干模糊。
　　第一，小岗村秘密开会“包干到户”的时间。
　　关于这次会议的准确日期至今无法认定，或者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以推断准确日期的资料。综合有关当事人叙述，时间区间是1978年11月下旬之后和1979年4月上旬之前，或者说冬春之际。如果再聚焦，则是1979年春节前后。依据在于，虽然多位当事人叙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强调，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村里外出讨饭的人们大都回来过春节的那段日子里，否则，如果多数外出讨饭者未回村，则无法聚会讨论如此重要的事情。
　　会议在农民严丽华家里，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会议当天的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也是不确定的。当年参加会议的十八位村民，现在还有十位健在。有的说是晚上很晚开会，“伸手不见五指”；有的说傍晚时分，天还没有黑下来；有的说会开了很长时间，有三四个小时；有的说一会儿就散会了。不论长短，其说都可以成立。说长者，是因为与会者很长时间在交流外出讨饭的经验体会；说短者，是因为当时小岗村20户的土地已经分到了8个组，继续分到户相当简单。
　　尽管诸多细节依然说法不同，但基本事实是确定的：1978年末1979年初的某天，小岗村用不同于包产到组的包干到户方式，悄悄把耕地分到农户耕种了。
　　第二，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小岗村故事的时间。
　　小岗分田到户以后，最先知道的不是公社书记，而是公社普通干部，更具体说，应该是分工联系小岗生产队工作的公社干部。当时政府有规定，凡是包产到户的村子，公社就不供给稻种和牛草（喂牛用草）。负责这项工作的公社干部知道了小岗村已经包产到户，不敢擅自决定是否发放稻种和牛草，从而报告了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由此得知此事。这个情况究竟是在哪一天，现在依然无从查究。陈怀仁回忆说，张明楼向县委书记陈庭元汇报说，“前几天才知道”。
　　获悉小岗村分地后，公社书记知道这是政策不允许的，曾要求小岗村纠正，否则不给稻种、牛草。这就如同一种经济制裁。陈庭元来到时，公社和小岗村正在僵持着，小岗村的人不肯退回到原来的大包干到组，牛草和稻种也未能发放。
　　第三，县委书记陈庭元知道小岗村故事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清楚的，是1979年4月10日。当时，县委书记陈庭元带着秘书陈怀仁下乡查看春耕情况，到了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听完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汇报要离开时，张明楼面有难色、欲言又止，告诉陈庭元：“有一个队出问题了，分到户干了”。陈庭元很吃惊。离开梨园公社后，陈庭元又让司机调转车头，来到了小岗村，在村头与正在地里劳作的青年夫妻闲谈，虽然对方不肯透露实情，陈庭元还是凭借他丰富的农村经验摸到了底实。
　　五天后，陈庭元又来到梨园公社。谈到小岗村的事情，陈庭元对公社书记说：“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公社书记问：“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陈庭元说：“他们都穷‘灰’掉了，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陈庭元虽然告诉公社书记不要为难小岗村，但他知道这件事犯了政策忌讳，也没有及时报告地委。
　　第四，地委书记王郁昭知道小岗村故事的时间。
　　1979年11月初，滁县地委在凤阳县召开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地区、县委、公社的主要领导和分管农业领导，因此又称为“三级干部会”。王郁昭晚年说，之所以把这次会议安排在凤阳县召开，是因为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特别是大包干到组经验突出。会议期间的一个傍晚，王郁昭率领全体地委常委、各县县委书记直接进入小岗村，从村西头向东，挨门挨户看了一遍，查看承包到户后的粮食收成，与村民交谈。最后，在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家中，王郁昭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面对生产队长的疑问和要求，王郁昭答复：“县委同意你们干一年，地委同意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
　　但是，在此次“三干会”之前，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在什么时间知道了小岗村的事情，目前还无法查证。那天，秘书崔传义没有随同王郁昭到小岗村，因为正在赶写第二天会议上的领导讲话。现在，从王郁昭和崔传义的工作笔记，还无法查证准确时间。
　　第五，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知道小岗村故事的时间。
　　万里第一次看到小岗村的材料，是在1980年1月安徽省委农业工作会议期间。这次会议从1月3日开到11日。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县委书记陈庭元各有回忆，他们在会议开始时把凤阳县委办公室关于小岗村的调查材料《一剂不可缺少的补药》送给了万里。王郁昭报送了两份，一份给万里，一份给省委办公厅。万里看了材料后很高兴，对王郁昭说：“像看小说一样，连续看了两遍。”1月11日会议结束时，万里在总结讲话中，从王郁昭要求给承包到户“报户口”、“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谈起，说：“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呀？’，那就只能同意，批准！”此时，中央文件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
　　省委农业工作会议结束十天后，1980年1月24日，万里在王郁昭陪同下来到小岗村。面对农民的疑虑和要求，万里表态：“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来跟他去打。”回到合肥一月后，万里离开安徽，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里在看到书面材料之前，是否已经知道了小岗村事情，目前无法确定。前不久，本人与时任分管农业的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秘书吴昭仁讨论此事。吴昭仁说，王光宇是在这次农业工作会上得知此事，万里也应该是在会上得知此事。
　　第六，邓小平知道小岗村故事的时间。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邓力群工作汇报时说，“‘凤阳花鼓’中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一般人认为，这里说的“凤阳搞了大包干”就是指小岗村所代表的“包干到户”，其实不然。这里的“大包干”，是指“大包干到组”。1979年春天，凤阳县开始搞大包干到组，到1980年春天，在小岗村等个别生产队影响下，凤阳县较大范围实行包干到户。也就是说，在邓小平谈话时，凤阳县较大范围的“包干到户”才推行了两三个月，不存在“包干到户”后一年翻身的情况。
　　显然，对于邓小平来说，知道凤阳县的“大包干”（包干到组）和知道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是两件事情。至于邓小平是在何时知道凤阳的“大包干到组”，这个也不清楚。一般来说，不会比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知道得早。万里是在1979年6月5日到凤阳时听县委书记陈庭元汇报了什么是“大包干到组”。
　　现在，小岗村故事仍然有朦胧模糊之处，已有叙述不乏错讹，其中难免人为因素。本人由此想到，关注研究小岗村，应该从多种角度，除了改革经验的宣传总结外，也需要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搞清楚小岗村的诸多细节，需要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历史学家进入，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
　　三
　　探究小岗村故事意义何在？具体说，这些细节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当然可以说，探究关注这些细节意义不大。因为，不论这些细节是否清楚，不影响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基本事实。
　　但也可以说，探究这些细节很有意义。作为历史性事件，搞清楚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对于探究当时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乃至中央决策过程，进而考察改革初期的高层政治运行机制，都有重要作用。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历史性事件，应当尽可能在研究中呈现其全貌，以形成详实的历史资料。否则，将见笑于后人。三四十前的事情，如果很多当事人健在都搞不清楚，以后将更难。
　　小岗村故事原本是一个平常故事，是普通农民依靠生活常识就能做出的举动，或者说，是农民凭借生存理性做出的反应性行动，不需要大学问和高智商。如果说这是一种伟大，那么，这种伟大就形成于生活常识和生存理性。对于小岗村农民来说，包干到户，如同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大家庭的分家析产，道理很简单，就是离开大家庭的大锅饭，各立门户，生活上更加自主自由，过日子积极性更高，从外部看，管理上更加方便，监督上成本更低。农民做出这种举措，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从生活常识出发解决问题，无需高深智慧，更非要当“改革先锋”。
　　值得反思的问题是，过去的政策体制违背生活常识和基本理性。
　　因为分田到户是基于生活常识和经济理性的寻常行为，所以当时中国农村多有发生。有的村子秘密分田更早，但是因为保密做得好，没有引起上级注意，反而没有成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在小岗村搞包干到户之前将近一年，即1978年春天，附近就有生产队悄悄搞了包干到户。肥西县最早的包产到户，也不是现在被称为“包产到户第一村”的小井庄，而是附近另外的生产队。在安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在安徽以外的其他省市，也不难发现此类案例。所以，人们还在争议哪里最早推行包产到户。
　　农村改革之功之所以首推安徽，是因为在万里主政下，安徽的政策环境特别宽松，更能体现农民意愿，在此环境中，出现了广泛的基层政策突破。小岗村之所以成名，基本原因在于政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产生，首先是基层政府的关注总结，汇报材料受到上级重视，随后万里前去考察，给予肯定。肥西县小井庄也是此类情况，1979年5月和12月，万里两次前去考察肯定。可以说，小岗村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分田到户事情本身，而且因为进入了政策议程，成为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政策事件。而那些分田比小岗村更早的村，则没有这种政策影响力，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没有政策或政治影响的事件，自然难以成为历史性事件。
　　如果说小岗人有什么独特的精神品质，也许关键性因素，就是“较劲”“不听话”。小岗人这种“较劲”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对上较劲”。听当地干部介绍，公社化以来，在上级领导眼里小岗村就是麻烦制造者。在以阶级斗争作为统治工具的年代里，这个村里连个地主富农也没有，户户都是穷人，出身很硬气，在很多事情上不肯听上级招呼，很让上级领导头疼。一个是内部也“较劲”。大包干到组以后，二十户已经分了八个组，一个组只有三两户，但是组内成员之间干活多少依然很计较，甚至在亲兄弟之间也要计较出工多少，以至于妯娌失和，队长难以协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致决定分田到户。因此，分田到户这个事情，既不是队长的主意，也不是队长的决策，而是全体社员的要求。在1980年1月11日省委农业工作会议讲话中，万里曾谈到小岗人的这种特性，说：“我看了一份包产到户的材料。一个二十户的生产队，户户都有人当过队长，没有一家没有当过队长的，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台上压台下的，台下的轰台上的。”这种计较或不听话的特性，也许就是一种敢于突破的改革精神。试想，如果他们都很听上级领导的话，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不越雷池一步”，而且邻里兄弟之间都风格很高，谁家出工早晚都不计较，那就不需要把地分到户里去了。
　　有人说，小岗村还没有富起来，说明家庭承包制作用有限，甚至说改革并不成功。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无法服人。不论小岗村现在如何，都不影响他们的历史功绩。即便小岗村现在并不富裕，也无损于当年已经做出的历史贡献。因为，小岗人代表的农民首创精神和历史力量，开创了新体制。这种新体制为广大农民赢得了自由和权利空间，为更多农民富裕起来奠定了基础。或者说，包干到户以后，虽然小岗村人没有很快富裕起来，但是，包干到户这种体制，为更多农民带来了自由和权利，为更多农民的富裕创造了条件。
　　万里并不懂农业
　　万里于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农业至1986年。在推进包产到户过程中，曾经激烈批评农口部门思想僵化，不了解农民，不懂得尊重农民。
　　万里尖锐批评国家农委、农业部、农业机械部等农口单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有的部长。万里感叹，农口以外的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单位，倒是思想比较解放，不那么僵化。万里在农口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整顿，要求农口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看看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他批评农业部门，“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你们忧心忡忡，指责农民破坏了社会主义”。道理上，农口部门最懂农业，最了解农民，但是，却在改革中成为重大阻力。这是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当时农口部级干部中，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被认为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李友九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堪称是农村工作专家。五十年代初期，李友九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中层部门负责人，后来，到广西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前，到甘肃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后期，到农林部担任副部长，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从领导工作经验来说，显然谁也不能说李友九不懂农业。但是，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直到很多年后，李友九都坚持不同看法，态度并没有改变。
　　万里曾多次严厉批评李友九。1981年3月11日，万里在国家农委党组会议，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但是，万里也表示了某种赞赏：“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我说，你有意见可以写报告。”从李友九回忆录来看，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显然，李友九反对包产到户，是基于政见不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
　　从当时的政策纷争过程来看，还有一种反对态度，不关乎政见和信仰，而是出于对政治机会的把握。那时很多领导干部，内心对包产到户有认同，但是并不选择支持，而是选择了追随政策主流，上级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让批判就批判，不让搞就不搞。如果从特定政治标准看，这些官员只是听命于上层的政治决定，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主动改革，缺乏创新勇气，显然不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换一种标准看，在现代国家体制中，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务类官员（所谓政客）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事务类官员（公务员）各有角色，事务类官员坚持政治中立，忠实于执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张上自搞一套，这也是无可指责的。
　　从根本上说，懂不懂农民，能不能尊重农民，其实并不决定于是否懂农业，不在于懂多少农业生产，不在于懂多少农村经济管理，而在于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识形态等。
　　如果说，懂农民是指能够理解农民，特别是知道农民的需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了解农民需要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顺应农民需要，尊重农民意愿，这是根本性问题。进而，如果愿意顺应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则接下来的问题，是否敢于为农民而坚持，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风险。或者说，是否能够理解农民，是否愿意尊重顺应农民，是否敢于为农民而担当政治风险，这是三个问题。
　　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应该既能理解农民，也愿意顺应农民，还敢于支持农民，即做到“三位一体”，才能成为改革家。万里等改革家的伟大，不在于懂农业，而在于懂农民，懂得尊重农民智慧和创造性，敢于支持农民的权利要求，而不是把农民视为“群氓”、“阿斗”，认为农民“落后”、“愚昧”，而只有领导人最聪明，农民应该按照领导构想的方式去生活，农民的生活应该被领导们设计、规划。
　　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问题，是这种体制不承认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不容忍农民的伟大。因为，这个体制把所有农民视为公社这个体制机器中的零件，不容许其自主权，抑制其创造性。万里曾经指责这种公社体制是“集中营”，是“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中讨论到宪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问题，万里指出，“要废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长不了，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因为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不尊重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所以，从根本上，农民最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体制。
　　关于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党中央文件已经有精辟总结，就是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承认和容忍农民的伟大，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说不应该仅仅表述为理论总结和政治宣传，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为制度化保障。如何从制度上容忍、保障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