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芳：生活的智慧与思想的智慧

　　本世纪40年代初，作家谭正璧在编辑出版《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时说，张爱玲和苏青是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在沦陷的上海特殊的气氛和背景下，张爱玲和苏青大红大紫一时，被视为文坛双璧：张爱玲以小说创作独擅，而苏青则以散文写作著名。同行是冤家，对当时已堪称文才一流的张爱玲来说，对于同龄人尤其是同性同龄人，尤其有偏见，她说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的话。而苏青，虽其性情直率豪爽，但每每与同性相对则哑然无语，只有与异性接触，才妙语连珠，辩才滔滔。就是这样一对年相似、性相同，对同性都有偏见，同在一方天地生存竞争的女作家，却有着别人想象不到的理解与友情。张爱玲当时说，即使是从纯粹自私的角度，她也愿意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苏青在文字上收获更大，也愿意有更多的人知道苏青的好处。她认为，如果低估了苏青的价值，就是低估了孤岛时期上海的文化水准。她甚至说，如果必须把女性作者特别分在一档来评论的话，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她才是心甘情愿的。1944年3月，沪上某杂志曾经邀请包括苏青、张爱玲在内的几位女作家，聚谈文学因缘，并评述自己偏爱的作家，当时已经走红的张爱玲，即席说了这样一番话：“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注：《女作家聚谈会》，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自然，苏青对张爱玲的文才也倍加赞赏。她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她将张爱玲称作“仙才”（注：《女作家聚谈会》，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更有意思的是，张爱玲当年的一段乱世情缘正是由苏青引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青与张爱玲确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作家，在沦陷了的上海滩，步着相似的历史足迹。她俩同时得到《杂志》等背景复杂的刊物的鼓吹，都同汪伪机关及其人员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抗战胜利后，都发表过关于“敌伪问题”的声明。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前言”中刊出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强调自己从来不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苏青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关于我》中声称，自己确实没有高喊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所卖之文也没有危害民国。在生活圈子、爱好情趣乃至情欲主义方面，她俩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就更多了。这里，仅就“苏青热”、“张爱玲热”的形成，苏青、张爱玲的生平遭遇，以及她们的创作风格三方面的差异，作一些感知性的描述。
　　一
　　在半个多世纪前愁云惨淡的上海市民生活中，张爱玲和苏青“齐名”且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苏青却以褒贬不一的“大胆”著称。所谓“齐名”，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说：“并非文学史意义上的认定，而是读者心目中的一种印象，时代烘托出的一抹霞光，读书市场熙熙攘攘造成的一点呼声。”（注：吴福辉《歧途佳人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今天，当我们同时面对方兴未艾的“张爱玲热”和微微升温的“苏青热”之时，不能不惊叹：中国作家为国外研究者重视并研究从而“炒热”者不乏其人，女作家中萧红是一例，因为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和数度访华，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才为同胞所重新认识。张爱玲也是。本世纪50年代她经香港远赴美国，由于她“受命而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两篇“反共”色彩的小说，她的文名被深埋于地表之下，从此现代文学研究者，谁知道40年代有位“大红大紫”一时的张爱玲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42页的篇幅给予张爱玲及其创作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张爱玲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4年（1985年）11月版。）。“张爱玲热”始由国外及港台波及大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对张爱玲的评价日渐拔高几至到了与鲁迅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方面是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作家作品的深层意义与真正价值得到“历史的重新筛选”，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于理论的肤浅造成学术界的“炒热点”现象。但不管怎么说，张爱玲事实上已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而当年曾与张爱玲相提并论，惺惺相惜的苏青却遭到了冷落，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见不到她的名字，更别说对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了。虽然苏青的名字在海外偶有人提及，如喻丽清女士曾编了《苏青散文》，且为之作了长序，龙应台女士也对苏青研究颇感兴趣，但有力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未出现。苏青完全凭着她直言快语的叙事风格、表情述志的大胆率真、题材的贴近实际人生而吸引了今天的读者，是她的生活艺术趣味契合了商品经济条件下读书界的喜好。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是借助了她的那位朋友，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张爱玲，才知道苏青的，更有些人是因为张爱玲激赏苏青，才爱屋及乌翻翻苏青那些“伟大的单纯”的作品的。甚至有些人，为了抬高张爱玲的地位，不惜贬低苏青，仿佛张爱玲政治上所谓的“不清白”完全是这个有心计的苏青的引导，却不知道，在政治上，张爱玲远比苏青懂得规则。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4年（1985年）11月版。）但大可不必借贬此而褒彼，而应该客观地评估作品的美学价值，以现实与超越意义的结合程度为标准给以文学史上确切的定位。作出这番说明并不是为苏青的不够“热”而不满。苏青就是苏青，虽然她曾一度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在艺术境界上，苏青毕竟是不可以与张爱玲同日而语的。因此，当前出现的一股“苏青热”也就成了正常现象，而且有它的时段性，这正是文学欣赏求新求异的离心力与文学批评自律自足向心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
　　至于两人的遭遇、处境，幸与不幸则判若天壤。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属于张爱玲和苏青的辉煌，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尘封。50年代初期，张爱玲辗转赴港，尔后定居美国，之后便是长久的沉寂。苏青虽然没有漂泊异国他乡，但其坎坷却不是“沉寂”二字可以囊括的。她一开始的为“文”便是和谋生分不开。因和丈夫离异，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她卖文，办杂志，拳打脚踢，孤身一人，在男人的世界中勇敢地开辟出一方属于她自己的天地。即便在她最“红”的时候，她也遭到许多漫骂和污辱，可是为了她的《天地》杂志和她的“文”，她却坦然面对一切。而苏青在四五十年代倘有机缘远离故土，说不定其寿限并非只能活到69岁，为病魔缠身，在孤寂冷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苏青的文集中只有一篇《〈古今〉的印象》歌颂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应该说是“白清之沾”，读了使人心里难受。而张爱玲的晚年，虽久已被捧上“老作家”的宝座，却不免予人以“江郎才尽”之感，几篇新作也是将旧作修修补补，40年代的上海、香港生活成就了她的创作题材。至于苏青，即使晚年不为疾病所苦，是否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也值得打个问号。因为她前半生的经历以及她对家庭、男女、社会等方面的看法，大抵已都写了出来，观点一清二楚，这在《苏青文集》中反映得相当全面。而她后半生的艰难坎坷，纵有勇气形诸笔墨，只怕也未必能公开面世。这真应了苏青的那句话：在和平的年代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1985年，苏青小女崇美远赴大洋彼岸，苏青的骨灰盒被带到了美国，而苏青想象力再丰富，大概也不会料到她会葬身海外的罢。1995年9月，张爱玲逝于洛杉矶私人公寓，临终留下遗言：将骨灰洒进旷野。这对情投意合又在两个世界中隔离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可以在异域的土地上冥冥中相会了。有一点必须区别的是，苏青纯粹以写作谋生，而张爱玲虽有谋取生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将写作作为一种工作，一项职业，她在《女作家聚谈会》上说：“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注：《女作家聚谈会》，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可见实际生活中的张爱玲还是比较裕如的，虽然她从香港肄业回来亦自称卖文为生，而且对于金钱有同苏青一般的“俗”，但她至少不需养家，不到一种十分窘困的程度。而苏青上有老人下有小孩，为生活而写作、奔波的情状在她散文中亦栩栩然。平心而论，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滩，幸而还有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女作家不断发表文章，才不致给当时的文坛留下一片空白和废墟般的荒凉沉寂，以致于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因为她们虽红极一时，却多少还有点艺术的良心，写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若干阴暗侧面，在敌伪的铁蹄蹂躏下总算留下了一点空谷足音，没有让汉奸文学和卖国言论垄断文坛。
　　三
　　张爱玲的小说亦如她的题名：《沉香屑第一炉香》，你仿佛坐在夕阳西沉的民初老房子里，在一缕缭绕的烟雾中，倾听作者细述“十里洋场”上红男绿女的是非传闻与酸甜哀苦。张爱玲讲究语言和技巧，同样是横平竖直的方块字，你却可以从中触摸到颜色、气味、声音乃至人的肮脏与无奈，小奸小坏的空虚与无聊。她喜欢从细小的地方展示人心的丰富与叵测。苏青则不同，她仿佛不怎么讲究语言同技巧，怎么想就怎么写，她的文章如同她的讲话，快人快语，口无遮拦。苏青的小说写得也比张爱玲少，她主要写散文，把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的难和苦，用最明白易懂的大白话写出来，虽无精雕细刻的修饰，却充盈着“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另有一种吸引读者的魅力。张爱玲是专业写小说的，她的思想不及苏青明朗，同时作品里的气氛也和苏青截然不同，前者阴沉而后者明朗，前者始终是女性的，而后者则含有男性的豪放。苏青是个散文作家，写作小说在她似乎不过是偶然的兴会，但是在意识过于技巧的批评家的笔下，苏青却高过于张爱玲。我们如果把两者同样重视，那么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而苏青却单凭着她天生的聪明来吐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她的散文之间，仿佛总隔着一段距离，将自己藏得颇为严实。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等一系列人物的声音。苏青却跃然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使是她的小说，在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是上海滩30年代和40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端坐窗前，冷眼旁观。我们似乎可在苏青身上试出50多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在张爱玲身上却难以触摸得到。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博士范智红女士认为：“苏青、张爱玲都教给人们认识实际，驾驭实际的人生经验，不过前者止于此，后者则进一步升华了这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思想的智慧，当然同时也有超乎前者很远的艺术的智慧。”（注：范智红女士1996年3月3日致作者函。）这在某种程度上言中了苏青、张爱玲之间创作个性的差异。张爱玲是通过两个世界来透视人物的命运的，一是衰微破旧的旧式大家庭，虽破落了，仍摆架子，以《金锁记》为典型。一是二次大战前香港畸形颓废的社会，《倾城之恋》可为代表。而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甚至《歧途佳人》描写的基本都是各种人物在上海的活动，虽然其中人物也辗转于宁波、苏州、南京等地，但比起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地域的广阔性显然不够。而且苏青多是自叙传作品，以个中人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家庭传统生活和夫妻生活的视角，通过大量的家庭琐事、闺房闺情，再现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寻求和失落，揭示了女性的生命压抑。苏青笔下的女性，不是冰心笔下具有充分教养的大家闺秀式的女性；不是沅君、庐隐笔下具有“五四”反叛精神、充满激情而又敏感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丁玲带有世纪末病态的狂放不羁的现代女性；也不是谢冰莹高喊“男女平等，
　　大家从军去”的新女性；不是凌叔华总是以适度的距离，带着淡淡的调侃和嘲讽，描写新时代中的旧式女性，“解放运动”中的“新女性”，画出她们灵魂中的“恶”；也不是沉樱作品中渗透着看透一切的清醒，历经沧桑的世故。苏青则是以“个中人”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新旧合璧”的家庭中“新旧合璧”的女性的生存，这是一个在逆来顺受中有反抗，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又摆脱不了依赖性的女性。她最后的离婚出走，也不是“娜拉式”的出走，不完全是为了寻求自身的解放和幸福，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至于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母亲们和女儿们，相互间则怀着不可名状的隔膜和仇恨。对媳妇们来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不是她们疯了，就是她疯了”。于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们如果不是在沉寂中凋零、死去，便会在“无名的魔人的忧郁”，欲望的隐秘的饥渴，精神上的被虐与施虐中成了一位死亡天使，一位恶魔母亲。生命之于她们，只是时间对空间永恒的剥蚀与破损。婚姻和性爱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题材，几乎每篇都离不开男女之情，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使她见不到“爱”，没有浪漫而圆满的结局，更多的是“调情”和权衡利弊的交易。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不论是遗老遗少，或是浪子佳人，个个飘荡在凄凉荒芜的宿命轨道上。他们气体虚浮，“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或“绣在屏风上的鸟”，这些人凄凄惶惶，在急管繁弦的人世动乱里，只能从鸦片烟榻上，从回忆中，从爱情游戏中，还有种种“小奸小坏”间，找寻“自己的影子”，“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张爱玲虽也站在女性主体说话，同时又能随时超脱。苏青不然，她的所有小说、散文都是不折不扣的“自叙传”。“她不像张爱玲，总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历史的追思，体现出一个现代作家的历史感，她比张爱玲更情绪化，她和作品中的‘我’缺乏一种疏离感，她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品味，更多地只是出于情感体验，或许，这也是苏青没有张爱玲深刻的原因。”（注：丁晓萍《读〈结婚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4期。）
　　张爱玲以小说家名世，她的散文小品也有独到的成就，有尘世写照，有艺苑掠影，有童年琐记，亦有创作余论，俗可以谈吃、谈穿、谈女人；雅可以谈哲学、谈艺术、谈理想，字字见仁见智，处处慧眼慧根。而且，她的散文小品升华了小说的体验型，带有一种超然的味道，出世与入世又是浑然一体。张爱玲酷爱古老的《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称它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在经历人世的忧患之后，对死的恐惧，终不及对冰淇淋的印象深刻，这般实实在在又心怀憧憬投视此岸人生的笔触，使她的文字，带着随意与执着，调侃与诚挚，出世与入世的完美融合。她似乎流连于人生边缘，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里放出的悲凉的乐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恰如毛毛风吹着般总感觉到她的苍凉、孤独以及执著的家园寻求意识，她在繁华嘈杂的都市文化中体现着某种温柔的悲情，这种类似于“安详的创楚”的宽容满贮着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迷惘。苏青的散文则胜于她的小说，基于文学的爱好她一步入文坛即以散文名世，而小说创作是受了朋友的几分怂恿。她的散文，基本上都是随感杂谈，文字流畅跃动颇富奇气。苏青写散文不喜欢俗得化不开的艳词丽句，更不故作以酸为雅的忸怩的矫情状，咏物叙事传神生动。她是直率的、朴实的、大方的、快乐的而且热情的，她珍爱着自己的个性，关心着女人之为女人最基本的话题，她没有张爱玲透彻，但较张爱玲亲切。如果说张爱玲的文字节奏徐缓，娓娓道来，浅吟低唱，精致而富幻想，宛若一枝彩笔的话，苏青行文则落笔轻快，侃侃而谈，放言高论，质朴而重实际，好比一支健笔。
　　总之，苏青和张爱玲无论是出身、经历、创作题材还是文坛上的地位及影响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张爱玲显赫一时的家世在当时虽不能让她再做千金小姐，但她仍能于生计的从容裕如中享受生活的情趣并提炼生命的智慧。苏青名义上的书香门第其时早已成破落的小户人家，敏感好强的个性使她在觉醒中终于走出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独立奋斗而备尝艰辛。张爱玲的笔下描写了形形色色但多少都带有点病态的人物他们暧昧的纠葛及迷惘的生存，色彩的浓丽及语言的惊警，都不是苏青作品中素朴的生活所可比拟的。但是，她们同时被推到40年代上海读书界呼声的最前沿。今天，她们又先后被人们忆起并缅怀，这首先归功于她们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也归功于这个开放创新趋于实际的时代。沈从文曾说，一个实际的时代是散文的时代，当我们一遍遍品味着苏青、张爱玲那些纸短情长的文字时，才意识到对于生活的思索和感喟将是文人们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