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邦胡耀平：郑洞国与中国驻印军

　　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基地设在印度的蓝姆珈。在这里，驻印军接受了全套的美械装备，并开办了由中国方面负责行政管理、美军人员执教的蓝姆珈训练学校。驻印军的各级军官和士兵，分别在营地受到了历时半年多的严格的军事训练。
　　中国驻印军的补充兵员，都是国内精选的，各方面素质很好，通过严格的训练，官兵很快熟练掌握了美械装备和亚热带丛林作战的要领，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成为缅甸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抗日劲旅。以后，在这支部队基础上扩编的新1军、新6军，也成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部队（其他分别为第5军、第18军、第74军作者注）。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参加开罗会议归国途中，在蒙巴顿等英美将领陪同下，曾在印度蓝姆珈做短暂停留。当时新1军主力已开赴前线作战，但蒋介石还是饶有兴致地检阅了部分中国驻印军部队。蒋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部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心中大为高兴。
　　不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蓝姆珈逗留期间，也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介石却坚持住在新1军军部里。此举让美方人员颇为尴尬，也让祖父郑洞国十分为难，因为新1军军部的营房实在太简陋了。情急之下，祖父只好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作蒋介石和夫人的下榻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祖父初到印度，确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煎熬。这种煎熬源自史迪威将军对祖父的排斥。
　　本来，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在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问题上，已经有着尖锐的矛盾。史迪威坚持中国驻印军必须置于他的完全领导之下，不允许重蹈上次入缅作战因指挥系统混乱而失利的覆辙。蒋介石则希望通过美援来壮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改善国内正面战场抗战的局面。但他不会同意将军队完全交给一个外国人来控制。
　　斗争的结果，蒋介石被迫同意放弃任命一位驻印军副总指挥的打算，而是在总指挥部之下，成立新1军军部。祖父就任新1军军长一职，实际上是两人相互妥协的产物。
　　史迪威将军对祖父的到来并不欢迎，而且怀有戒心。这一点可以通过后来出版的《史迪威日记》一书中得到证实。他对祖父的排斥，集中体现在对新1军军长职权的限制上。
　　祖父到任之后，除了身边的警卫排，无权指挥任何一支部队。他的责任仅限于掌握军队纪律，鼓舞部队士气。史迪威甚至不希望祖父常到前线去，因为那样会增加他与部队接触的机会。祖父为此只好派遣身边的作战参谋们经常到前线各部队当中去，而前线各部队长也非常希望藉此机会加强与军部和国内的联系。祖父的作战参谋黄仁宇晚年在回忆录中还洋洋自得地写道：他一到前线，师长和上校们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有机会在军用帐篷里与各师长单独进餐，并乘坐吉普车到前线各阵地巡视。不仅如此，他和潘德辉、田申等人还亲身参加了剧烈的战斗，黄仁宇在攻击密支那的惨烈战斗中就曾腿部负伤。
　　为了使祖父能名正言顺地联络驻印军各直属部队，重庆军委会后来专门任命他兼任了驻印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祖父如此，他的下属如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开始同样也没有作战指挥权。缅北反攻战役开始后，孙、廖两位将军表现出来的优秀指挥才能，终于得到史迪威的首肯，才同意他们行使自己的正常指挥权利。
　　以后随着史迪威与祖父关系的融洽，他逐渐放松了一些限制，在一些重要战役的紧要关头，还委派祖父到前线参与一些指挥、督战行动，密支那战役便是一例。
　　按史迪威将军最初的设想，中国驻印军营以上军官都要由美方人员担任，如同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一样。为此他从美国调来三百余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这种将中国军队视为殖民地军队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史迪威只好将这些美军军官分散到部队中担任各级联络官。美军联络官的权力很大，有时不通过同级中国部队长便调动军队，以至引起中国驻印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抵制，曾几乎酿成流血冲突。后经祖父等中国将领的抗议，史迪威才对他们有所约束。
　　如果说史迪威不好打交道，那么他的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就更加狂妄无礼了。起初，他要求驻印军依美军军制，授予参谋长指挥、调动部队的权利，遭到祖父等中国将领的抵制，由此怀恨在心，频频在部队训练、物资配给等方面刁难、作梗。祖父忍无可忍之下，只能不断与其交涉。某次针对柏德诺在部队建制与临时配属关系问题上的不当安排，祖父耐心向他解释说下属部队犹如一个家庭的几个儿子，不能随意分割。柏德诺听烦了，竟然狂吠：“这些部队是你们的儿子，却是我们的孙子！”祖父愤怒极了，向史迪威将军提出抗议，表示中国是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态度和待遇。史迪威不痛不痒地打打圆场，才将事情掩饰过去。根据中美间的协议，美国还将在中国国内战场装备国民党十三个美械军。史迪威提出这些军队应与驻印军一样，由美军将领来指挥。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不肯再做出任何让步。
　　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要将美援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八路军，并派包瑞得去延安建立美军观察组，自己还打算亲自去延安。
　　这下可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无法再忍受下去，冒着与美国人闹翻的危险，于1944年10月致函美国罗斯福总统，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考虑到中国这个盟友在远东的重要性，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做出妥协，很快复电同意蒋的要求，改派魏德迈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索尔登将军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失望至极，只好悻悻地返回美国去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方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努力调解和平息部队中对盟方的不满和愤恨情绪。在祖父晚年的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对此曾有细致的描写。
　　据说，一向处事温文尔雅、不温不火的祖父，有时也难以忍受美国人的轻慢和无礼，曾两次飞返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调任回国。蒋先是大骂，继而温言抚慰，总之是要他为了“党国”的利益，继续忍耐下去。
　　应当说，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为人正直、颇具军事才华的美军将领。他在对日作战方面，不仅态度认真、积极，而且很有战略眼光，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尤其是他待士兵很亲近，完全没有官架子，慢慢地赢得了驻印军官兵们的钦敬，被大家亲昵地称为“乔大叔”。在战事紧张的时刻，只要高大瘦削的“乔大叔”出现在阵地上，总会引起战士们的欢呼，勇敢地冲锋陷阵。
　　史迪威将军在处理与祖父等中国将领的关系问题上，比起他的某些美国同事，应当说还是相对理性的。尽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紧张，对祖父等中国将领也怀有戒心，甚至笼统地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是昏庸腐败的一群人。但他对待祖父等人，还是能够把握住基本的分寸，对于祖父等人提出的意见，包括对一些美方人员骄横无礼做法的批评意见，只要认为对工作有益处，也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和接受。
　　以后双方共事久了，彼此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史迪威将军慢慢转变了对祖父和孙立人、廖耀湘等中国将领的看法，大家有了一种相互信任、患难与共的感觉。正是这种相互的尊重和信赖，才使中国驻印军在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始终保持着指挥上的基本协调和统一，这是后来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祖父在与史迪威等美方人员共事过程中，也慢慢有了一些心得。基于史迪威将军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祖父对他十分尊重，从始至终地积极协助他工作。对于其他美方人员，则以不卑不亢、宽和大方的态度，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即使双方一时发生了矛盾，也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调解。但在涉及国家和军队尊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祖父并不含糊，一定严守原则，敢于坚持。
　　史迪威将军有着美国人特有的爽直性格，性情也比较急躁。但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中国通，他对祖父仁厚宽和的道德修养倒是颇为欣赏，曾多次当面称赞他是一位标准的中国军人。以后史迪威将军在失意地离开中国前，曾特意返回缅北前线，看望中国驻印军官兵，并与祖父等人依依惜别。
　　史迪威将军与祖父前后共事一年有余，这两位异国军人之间的情谊，或许可以说是那时中美两国之间的一段佳话。
　　史迪威的继任者索尔登将军，虽然无意更改前任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对祖父似乎很尊重和客气，经常主动与他商议军务，两人还常常一起到前线去视察部队，指挥作战。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使我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被切断，从此盟国援华物资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由于补给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重新打通滇缅路，已是我国大后方坚持抗战的迫切要求。美国为了减轻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希望协助中英军队规复缅甸，拖住大批日本军队。
　　此后中美英盟国之间，围绕反攻缅甸的军事方略进行了频繁的协商，作战方案也几经调整。遗憾的是，英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始终对重返缅甸一事态度犹疑，甚至在英美苏三国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竟决定放弃缅甸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征得蒙巴顿将军同意，决定中国驻印军单独于1943年10月下旬发动缅北反攻战役。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方针是：从列多前进基地出发，一面筑路，一面作战，经野人山进入胡康谷地及孟拱谷地，夺取缅北重镇孟拱、密支那等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推进，将日军聚歼于曼德勒附近地区。
　　这条进攻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便捷，实际上要通过的地方不仅有道路崎岖、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还有森林密布、河流纵横的胡康谷地、孟拱谷地，迫使我军背绝地以攻天险，无论筑路、行军、作战都十分困难。
　　史迪威将军原本打算指挥拥有重型装备的中国驻印军，从地势较平坦的印度英帕尔地区出击，这样不仅筑路容易，也可一举切断缅北日军交通线，直接向孟拱、八莫之敌发动攻击。但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坚决反对。他担心中国军队深入缅甸中南部，对大英帝国战后重新控制这块殖民地不利，因而宁愿让中国军队牺牲更多年轻士兵的生命，去被国际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能作战的绝地中奋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心中真是不胜唏嘘！
　　正当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日军苦战并节节向前推进之际，日军突然向印度英帕尔地区的英军，发动了计划已久的空前猛烈的大规模攻击。这时，始终消极避战的英国人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投入战斗，在英帕尔科希马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为时三个月的激烈而残酷的厮杀。
　　日军的进攻目的十分明确，他们企图攻占英帕尔地区，摧毁这里的机场和仓库，消灭驻防在这里的英军。一旦得手，不仅可以彻底击碎英国人重返缅甸的梦想，也因切断了阿萨姆孟加拉铁路，使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失去后方，不得不重蹈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覆辙。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英帕尔的英军能不能击败日本人的进攻，对于整个东南亚的战局的确十分重要。据说战役的紧要关头，中国驻印军曾有抽调精锐的新38师协防英帕尔英军之议。幸运的是，这回英国人努力作战，而且打得不错。经历一场凶残的大战之后，日本人丢下近五万具尸体，狼狈地撤退了。
　　为了牵制日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和在英帕尔的英军行动，集结在中国滇西的十余万中国远征军，于5月11日强渡怒江，向日军第56师团等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迫使日军三面迎敌，战略上陷于很不利的境地。
　　或许可以说，日军对英帕尔的冒险进攻，虽然给驻印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一度造成很大威胁，
　　但客观上也把英国人重新拉回缅甸战场，最终形成中美英协同对日作战的局面，这大概是日军和盟方都始料不及的。
　　1943年10月中旬，缅甸的雨季结束后，中国驻印军新38师112团，奉命进入野人山，分三路向胡康谷地的新平洋、于邦一线挺进，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
　　驻守胡康谷地和孟拱谷地的日军，是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的第18师团。该师团擅长亚热带山地和丛林作战，在日本发动南下作战后，曾横扫东南亚的美英军队，一路所向无敌。这支强悍的日军，现在成了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战场的主要对手。
　　由于总指挥部情报有误，新38师112团在攻占新平洋，开始猛攻于邦时，才发现在这里据险防守的日军第18师团有整整两个联队的兵力。但中国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坚持己见，拒不增调炮兵助战。日军第55、56联队趁机反扑，敌我拉锯争夺，战斗极为惨烈。
　　奉命前往支援的新38师114团1营，也被日军团团围住。该营李克己营长有勇有谋。他指挥部队凭借几棵巨大的榕树，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在与外界的联络、补给基本中断的情况下，全营官兵以芭蕉、毛竹、树叶为食，苦撑一个多月，其间打退日军无数次进攻，歼灭大批敌人。后来日军师久无功，对我军竟毫无办法，只能消极地围困下去。
　　直到12月中旬，孙立人将军亲率新38师主力及炮兵部队，在原始森林中开路前进，秘密迂回到日军侧背，突然发动奇袭。日军伤亡惨重，被迫退至于邦核心阵地死守。史迪威将军这时也亲临前线督战，我军士气大振，在美空军和驻印军炮兵的支持下，经过一番剧烈的堑壕战，终于在12月29日攻克于邦。日军残兵在退逃途中，又遭我军伏击，几乎溃不成军。
　　中国驻印军初战于邦，就打出了军威、国威，重挫日军的锐气，粉碎了日军第18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振了全军将士的作战信心和勇气。这次战斗，也显现了美械装备的强大火力威力。当时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即使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攻击作战，尚难确保胜利。但在缅甸战场上，中国驻印军常常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类似于于邦之战那样的我军连、营规模的小部队，依靠美军空投补给，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长时间顽强固守的战例，在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几乎不胜枚举。
　　日军经此一战，也意识到这支一年多前败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从此不敢轻视我军。
　　于邦之战后，中国驻印军新1军之新22师、新38师，分左右两路渡过大奈河，一路都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机动灵活地穿插迂回，不断以凌厉、迅猛的攻势夺取了日军的众多阵地，歼灭了大批日军，完全控制了胡康谷地心脏地带孟关外围的全部重要据点，并形成了对孟关的合击之势。
　　1944年3月5日，我新22师主力向孟关发起全线猛攻。经过一整天剧烈战斗，我军毙敌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占领了这座缅北的重要门户。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信一率残敌仓皇南逃。
　　为了使敌人尾首难顾，有力地配合新22师攻打孟关，新38师接连向大奈河、南比河右岸的日军第55、56联队残部发动猛烈进攻，歼敌近千人，迅速将拉曼河及大奈河以北的日军全部肃清了。
　　正当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与我新1军缠斗之际，美军“加拉哈德”支队千余人乘虚抄袭日军后方，但于3月4日在瓦鲁班附近遭两个中队日军的反扑，美军大兵们立刻哇哇大叫，连连向中国驻印军求援。孙立人师长闻讯急派新38师113团星夜驰援，将敌击溃，并乘胜从东北方向向瓦鲁班攻击。这时孟关已下，新22师主力也沿公路南下，追歼向瓦鲁班逃窜之敌。
　　在瓦鲁班追击战中，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立下了奇功。我独立战车第1营，在原始森林中艰难地辟路前进，于3月8日突然出现在瓦鲁班西北侧。日军尚未及反应过来，我军铁骑就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以下四百五十余名鬼子，不是丧命于我军炽盛的战车火力之下，就是被我战车履带碾毙，只有少数“腿长”的鬼子落荒而逃。独立战车第1营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将敌人的指挥系统全部摧毁，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连日军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也落到了我军手中。往日气焰嚣张的“亚热带丛林之王”，现在几乎成了丧家之犬。
　　次日，新22师、新38师主力陆续赶到，经两昼夜激战，歼敌千余，力克瓦鲁班。
　　我军攻克瓦鲁班后，日军第18师团残部被迫退守胡康、孟拱谷地的分水岭坚布山隘口，企图凭借这道地势险要、森林密布的天险，拒阻我军南进。
　　为避免正面强攻造成过大伤亡，中国驻印军以新22师主力在独立战车第1营支持下，担任正面佯攻。新38师和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则分路向日军侧背迂回前进。
　　但廖耀湘师长求战心切，不等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区域，便于1944年3月18日，命令新22师向据守坚布山之敌发起猛攻。
　　由于山高林密，道路狭窄曲折，我军重装备优势不易发挥，双方只能短兵相接，在茂密的丛林中混战一团，彼此伤亡惨重。激战至3月26日，新22师64团攀越绝壁，突然迂回至日军阵地侧后，对敌发起猛烈攻击。这时新38师和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也先后迂回成功，我军从不同方向猛烈突击，日军再也招架不住了，遗下遍野的枪支弹药和尸体，全线崩溃逃窜。
　　至此，胡康谷地战役全部结束，中国驻印军不仅控制了缅北的天险要隘，也打开了通往孟拱谷地的门户。此役我军毙伤日军一万两千余人，生俘六十余人，缴获重炮、汽车等轻重武器装备不计其数。日军第18师团元气大伤，以后虽屡经补充，却是一蹶不振了。
　　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官兵勇猛顽强的作战精神大为赞赏，尤其对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将军，善于利用缅北山地和丛林地势，采用迂回、渗透等战术，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次战役中，孙、廖两位师长才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作战指挥权。
　　胡康谷地战役期间，祖父不顾一些美方人员的阻挠，坚持到前线去视察部队，鼓舞士气。一次行进途中，突与一股日军遭遇，发生激战。当时祖父身边只有参谋、卫士数人，情形十分危急。祖父一面命令大家用随身轻武器全力抵抗，一面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亏附近一支新38师部队闻声赶来，才使祖父化险为夷。
　　（本版摘自《铁血儒将郑洞国：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郑建邦、胡耀平著，团结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