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多税多难为什么再穷不能穷百姓？

　　孔子：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心里很郁闷。在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中主动前往税务局申报的实际申报人数仅为应申报数的两成。为什么这些人收入这么高，觉悟却这么低？真实人心不古啊！这些税款是缴给国家，也不是缴给个人。而且这些钱最终还将花在老百姓身上。我知道您老人家对税一向有负面的看法。可是，如果大家都不缴税，那国家还怎么处理公共事务，社会还怎么管理？
　　老子：你说的消息我也看到了。我认为这是好事。先声明，我对税本身没有负面的看法。我只是对官府不可遏制的征税冲动和朝廷滥用纳税人的钱财有负面的看法。中国的机构之多之大，纳税人的负担之重，天下人都知道。根据国外一家权威杂志报道，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世界第二。这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收入，都以接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倍。换句话说，纳税人的税负增加速度远远高于民间财富的增值速度。现在逼税的催命符更是一道比一道紧。
　　孔子：您的看法真是一点没变。可是您怎么会把觉悟那么低看作是好事？
　　老子：先说说我看到的另外一则消息。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编办和监察部联合制定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中央编办、监察部还就颁布实施“暂行规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这个消息背后说明的是，食税者和食税机构已经膨胀到他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果再加大税负，机构不就更膨胀得不可收拾了吗？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不申报，一是在捍卫自己的纳税人权利，而且以实际行动响应那个“暂行规定”，加大精简机构缩小政府的压力。
　　孔子：您总是能说出惊人之语。税负太重，对民生不利，纳税人却有切肤之痛，这个我也知道。
　　老子：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愚人节那天，我收到一个不知谁发来的短信，说：中国的立法机关，根据纳税人提议，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劳动部、民政部、商业部和财政部合并为“劳民商财部”。这当然是节日的笑话。可是政府大了，税赋重了，的确劳民伤财。的。
　　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和神圣之处，执政者不过是公民通过选票在政治市场上雇佣的仆人而已。他们应该像保姆竞争上岗、定期更换。他们的职责是专做主人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事情。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官员）作为公仆之间是主仆关系。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仆人是家政人员，公务员、官员是国政人员，都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倒是千真万确的官父母。从这个意义讲，纳税人是政府及其官员真正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员对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应当有一种自觉的“感恩”意识。
　　孔子：我对政治制度方面的事不太了解。好像在现代社会，选举和议会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议会与纳税人和公仆是什么关系？
　　老子：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不议税的立法机关就不是议会，也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大家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责任重大，故不能由公仆来指定，而是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公民及其代议士要牢牢地把劳务的雇佣和定价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不能由保姆来决定如何花主人的钱，包括保姆的工资。同理，不能由公仆来决定征多少税，给自己发多少工资。劳务市场没有东西方之分，同样，议会制度也不应有东西方之分。
　　劳务市场和议会的存在都是有人性依据的：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随便让别人花，没有人有权利随便花别人的钱。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税人结合而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制定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就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没有公众自由讨论，就不纳税。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公理。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更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政府未经纳税人代表在议会中的同意，无权向老百姓征税，更无权要老百姓申报。老百姓的财富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通常十分珍惜。官员们花的钱是课征来的，当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样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也低。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员花钱比老百姓还仔细，那计划经济肯定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对于政府，一是决不能让它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决不能有官办企业，二是像对待孩子的零花钱一样，一定要对其支出从严控制。现在的问题就是，纳税人敞开钱袋随“公仆”任意花，他们想花多少花多少，想征多少征多少。钱被拿走的纳税人还要心甘情愿，不得有任何怨言。这对纳税人太不公平。
　　孔子：要是提倡政府多征税多服务，如何？我看到有不少学者开始主张服务型政府。这乍听起来不错，您怎么看？
　　老子：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是针对纳税人设计的陷阱。服务型政府为多征税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要不然的话，保姆干什么活都跟主人要钱，洗煤球也要领报酬，你主人就养不起这样的保姆。主人不能让保姆决定她该干什么活、干多少活。所以政府并不是服务越多越好，而是它把受到委托的服务做好了，它就是好政府。让政府干的事越少越好，监督越严越好。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行动加以有效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是这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公仆的业绩清单。
　　服务型政府的坏处在于把财富以政府多提供服务的名义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的一切作为，都要靠税赋来支撑。政府要干的事越多，势必征的税越多。可是，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要更有效率。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这种哲学担心百姓被惯坏。我不这样认为，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我担心公仆更容易被惯坏。再说，那些财富本来就是老百姓的。
　　孔子：的确，滥征不行，但不征也不行。怎样才能让民众心甘情愿地纳税？
　　老子：我认为，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起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没有代表，不纳税。二是没有退税，就无权征税。钱收多了要回找，税收多了要退还。三是领导人收入不公开，不纳税。主人当然有权知道全职保姆的工资单和收入来源。如果这三个条件到位了，纳税人再拒绝缴税，那就没有道理了。
　　为什么现在纳税人不愿意纳税？我能理解他们。我在体制内干过，天天目睹那帮人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真实目不忍睹。你想想，纳税人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政府大楼、形象工程、恶俗而豪华的税务大楼，再看到一辆又一辆挂着公家车牌的豪华轿车的时候，能确定那些坐在那舒适环境中办公办私的官员们心里会惦记着纳税人吗？看看电视（剧）上那些官僚不可一世的表情、对纳税人不屑一顾的眼神，什么答案就都有了。这些人在吃着鲍参翅肚，搂着二奶、三奶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是在糟蹋纳税人的钱呢？若你是主人，你看到你家的仆人这样，你怎么想？若你是纳税人，看到这些，你又怎么想，你还愿意纳税吗？
　　孔子：若真是这样，我也不愿意纳税。不过，现在的情形不同了。即使税重一点，也没听说有饿死的。
　　老子：对纳税人来说，最坏的情形是纳了税，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反而沦为臣民和奴仆，破了钱财，还要饱受苛政之灾。现在的时代不同于我们那个时代了。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料想他们不会等到快饿死才抗争。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大饥荒那种饿死也不抗争的情形再也不会出现了。我发现，历史上一切内生的政治动乱，其终极责任是在朝廷，而不是在民众。
　　王朝的兴亡，我们见的多了。不义之税逼得越紧，离王朝的终点就越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感谢那些税务官们，不论其动机如何，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历史上的一个个专制王朝才砰然倒下，纳税人本位的现代宪政民主才陆续诞生。那才是真正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经纳税人同意建立起来的政体。
　　天道章句之七十五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难治，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民不聊生，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征税太重，所以才民不聊生；民众不服管，是因为政令繁苛，统治者总是与民争利、强作妄为、任意干涉民生，以追求政绩的名义追求私利，民众有苦难言民心涣散，对执政者失去信心，所以才不服政令。民众不惜性命铤而走险，是由于统治者搜刮过甚骄奢淫逸，所以民众因困苦到生不如死才会轻视生命铤而走险。只有执政者把纳税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利益之上，通过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实行有限政府，公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才能得到珍惜，财产才能得到保护。这样的政体才是好政体，这样的执政者才是合格的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