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走出普世价值的逻辑困境

　　在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中，人们常常会问：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遵照这样的提问方式，答案只能是有或者没有。于是，回答有的赞同者必然面临追问：什么是普世价值？赞同者或许这样回答：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共同认同或追求的价值。但质疑者会这样反问：怎么知道人类共同认同或追求某某价值，换句话说，你做过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了吗？很明显，赞同者面临着统计学数据支持的困境，特别是根本无法对已逝的人和将来的人做调查统计。
　　不过，赞同者常用如下策略来应对这个难题：普世价值是从普遍人性中推断出来的，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共同（或普遍）的人性，有共同的人性就一定会有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就是人性中普遍需要的东西。但质疑者会再次追问：什么是共同人性呢？对此，赞同者会举出诸多人类的需要，如人需要自由、人权、民主等等。不过，质疑者又会诘难：权且这些是人性的普遍需要，但人的需要是复杂的，为什么不列出其他的需要呢？比如：食物、财富、性爱等生存的需要，秩序、和平、安定等安全的需要，互助、友爱、团结等归属的需要，等等。赞同者会补充说：是的，这些都是普世价值，所以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啊。可是，质疑者新的追问却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人们需要的结构是不同的，或者说各种需要的优先性顺序或权重是不一样的，比如刘姥姥和贾宝玉的需要就是不同的。你一定要说人性的需要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社会中还有如此多的价值冲突呢？而且，你所说的那些需要和价值是现代人的追求，许多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想到去追求，这怎能断言它们是普世的呢？
　　面对这一新的难题，赞同者则会转向另一个应对策略，这就是宣称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实然的命题，而是一个应然的命题。换言之，所谓普世价值，不是说过去甚至现在的人们事实上认同或追求的价值，而是说人们要想过一种理想的生活，或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些价值应该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些普遍的条件或要素。所以，普世价值是一个需要从人类文明中挖掘并依据文明的进展来不断建构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要想为人类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就应该为建构普世价值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赞同者的这个回答并没有终结质疑者的提问，相反会引发另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世界，你所理想的就是所有其他人理想的吗？你认为的应该就意味着别人也应该吗？或者，你所断言的这些普遍条件或要素一定是所有理想共同应该具备的吗？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还会有理想的冲突呢？对于这些冲突，你所说的普世价值是有效解决冲突的价值吗？不难看出，赞同者面临的无穷诘难会使他们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种种困境。
　　我们转换另一个观察视角，在最初的提问方式中质疑普世价值者是否就进退自如呢？非也。他们同样面临诸多难题。比如，赞同者会问：如果没有普世价值，那就是说，人没有共同的人性，或者说事物没有普遍性只有特殊性了，而这不是和哲学教科书上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道理相违背吗？许多质疑者的应辩常常难以给出很有说服力的回答。除此之外，赞同者还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质问：假如自由不是普世价值，难道你就不需要自由？把你囚禁起来好吗？如果民主不是普世价值，难道你要拥护专制？如此等等。于是，赞同者断言，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人性！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一来，质疑者就会面临有口难辩的道德困扰。
　　目前，争论的双方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攻防辩难，但迄今为止谁也说服不了谁。是双方的讨论不够深入，还是这个问题最初的提出方式压根就错了呢？笔者认为，应该就是后者。关于普世价值的最初提问方式，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或至少是在问题的核心之外绕弯子。
　　事实上，主张普世价值论者的问题的实质，是试图通过把他自己信奉或偏好的价值宣称为普世价值，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力量，以说服或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这对于尝试改变现存价值体系和政治秩序的人来说是一种常用的策略，只不过过去没有创造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选取了诸如逻各斯、理念、自然理性、上帝、自然法等其他概念而已。从历史上来看，打着这些旗号的这类价值概念都不过是某个时代、某个阶级或某种传统的价值观念罢了。用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它们都是偶然性的产物。既然如此，诸如普世价值之类的词语就主要是一种修辞的用法，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语言。基于此，用有没有来提问，显然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因而也是无解的。它表达的不是一个事实，至多是一种愿望或理想。
　　既然如此，我们需要转换提问的方式，才能摆脱形式逻辑的这些纠结，进而切中问题的现实逻辑。我们需要问：用普世价值这个词来指称你所倡导的价值，真的是能够指称的吗？按照这个提问方式，人们很可能无法证明自己偏好的价值，甚至目前多数人偏好的价值，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追求。因为，人们追求某种价值并非由于它是普世的，而是由于它是个人或社会所需要的。人们判断一个价值或价值体系是否应该追求，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普世的标准，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另外，如果我们恰当地把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称为现代价值、基本价值或核心价值等诸如此类的名称，不仅不会因为没有普世的标签就影响它的效力，而且能够避免普世价值标签所带来的傲慢自大、话语权纷争和指涉混乱。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应该不应该使用普世价值概念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理性主义已被质疑、价值多元的事实已被多数人承认的智识背景下，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还会有人们想要的修辞效果吗？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恐怕可能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价值多元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坚守自己的价值信念，可以选择这样的价值而不是那样的价值，但非要把自己信奉的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那就与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性与不可通约性的事实相矛盾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提出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适宜于分析价值现象吗？或者说，对于价值现象而言，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分析范畴吗？之所以提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是因为普世价值一词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对此，笔者认为，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主要适宜于分析事实现象，而不适宜于分析价值现象，或者说它们不是分析价值现象时最重要、最有用的范畴。在事实领域中，通过运用这对范畴，人们可以得出普遍规律的知识，并可以运用这些知识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然而，对于价值现象来说，它的主要属性是情景性和多样性，研究它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针对情景性的属性，我们需要的是适当性这一分析范畴；针对多样性的属性，我们需要的是协调性的分析范畴。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才有助于我们达到合理的选择。相反，对于价值的合理选择来说，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不说是完全无用的，起码也是用处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