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该倡导“农民权利论”了

　　
　　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这是很重要的提法。在许多人看来，农民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翻检一些经典理论，这种“保守”已是定论。在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关于农民保守的理论判断，同时也成为政治判断，成为国家政策的内在根据。因此，当政策安排遇到农民的不合作或者抵制时，宣传导向上总是对农民批评指责，实际工作中则对农民粗暴强制。这种指责和强制，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国家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态度。
　　但是，我们看到，改革的现实进程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判断，起码，人们不能再笼而统之地动辄指责农民“保守”“落后”。检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剧变，于经济而言，农业家庭承包由农民开辟；于政治而言，村庄直接选举也由农民开辟；于社会而言，农民的诉求表达顽强而有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农民的抗争中发育。农民已经并正在继续展示巨大的历史创造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由此而言，农民不仅不是社会变革中的保守力量，而且是奋发有为的能动力量。
　　当下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需要调整观察农民的基本思路，不应该总是用先进还是落后这样的视角去看农民，也不应该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其他社会群体。权利也许是更好的观察角度，包括经济的权利、社会的权利、政治的权利等等。或者说，农民是先进还是落后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农民要求拥有土地，要求参与公共事务，要求享受同等的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是否可以拥有这样的权利。这里原本没有落后或者先进的问题。笔者认为，晚近以来，中国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利，成为冲击既有制度体制的有生力量，或者说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这应该成为观察思考农民问题的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农民保守论”需要做出理论的检讨批判。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
　　在现实的改革进程中，农民与中国改革的内在关系，集中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关系层面上。主要是：农民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农民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农民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农民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换个角度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当前阶段，国家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需要从这个层面做出具体而实在的努力，或者说是展开深刻有力的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关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研究，重要的不是结论或者观点本身，而是问题的充分提出和讨论的自由展开。在相当长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因为有了某种伟大的理论，因为有了某些伟大的人物，中国甚至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方向和重要问题，都在根本上解决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简单，起码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改革过程说明，许多所谓辉煌的思想、英明的人物往往是靠不住的，虽然他们的历史贡献必须尊重，但是，以为某种理论体系可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显然是过于天真了。本质上，将某些领袖人物神圣化，将某种思想或者理论神圣化，是对民众的愚弄。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良好的未来发展，根本上需要依托民众自己的智慧和选择，需要更多的自由探索，需要更好的发挥创造，而不是自称高明的人物或者理论。让“思想冲破牢笼”，打破关于思想与理论的垄断，这才有利于有效地探索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这种探索不应该成为特权，所有人都有参与探索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