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改革就是为了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

　　
　　2013年12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笔者看来，这部分内容，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唯物史观的重申和坚持，用唯物史观教育全党，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执政党，在当下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呢？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句话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人们的存在归结为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同这一明确提示相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清楚明白的表达：“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明确肯定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所发表的最清晰、最基本的观点。
　　把人们的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所界定的“社会存在”。现实生活过程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我们生活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一切与现实生活过程相联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只不过是人们借以展开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就是人们展开自己的现实的生活所依赖的客观的物质条件。这其中，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多元文化、社会架构等，应当看作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重要内容，对人们的意识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认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对当下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笔者以为，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必须创建好的“社会存在”，进而才有可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改革，就是要改掉不好的“社会存在”，建设一个好的或健康的“社会存在”，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与好的或健康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强调道德伦理的作用，把“以德治国”摆到不恰当的位置，实际是过份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不符合唯物史观。不仅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并对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基本遵循，并成为中国社会真正意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与上述核心价值观相对应的”社会存在”，要让上述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公民的基本遵循是不现实的。例如，以平等、公正为例，要让平等、公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平等、公正就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较为健全的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均衡和权利保障、维护平等、公正的体制机制，即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到在全社会建成这样一种平等、公正制度后才在全社会倡导平等、公正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积极努力，要建立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是不现实的。再比如，二元经济结构是支撑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他为中国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提供了土地财政，也即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这是推动中国35年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但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却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制度，即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歧视和对其权益的侵蚀。与中国城市居民相比，中国农村居民无论在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平等，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二元经济结构，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与中国城镇居民同样的权益，对中国农村居民来说，平等、公正就只能成为一个口号，而难以成为他们能够普遍遵循的意识。再比如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如果仍以斗争为“其乐无穷”，人为地制造仇恨，整个社会充满戾气，在此基础上，如何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善的价值观。诚信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公民之间，诚信都是稀缺资源，讲究诚信者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又如何能够在公民之间建立普遍诚信的价值观。以中国股市为例，中国股市发生的造假行为几乎是“全方位”的。这包括：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买壳造假，重组作假，增发作假，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据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财务安全分析报告》称，有财务报表粉饰嫌疑的公司达到823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48。73；中介机构作假，证券公司及保荐人、会计事务所及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大股东串通勾结，伪装上市，共同欺诈中小投资者，牟取暴利；“主力”即机构作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和地方官员勾结，设庄做局，隐蔽或串通控盘，操纵股市价格，从中牟取暴利。正因为股市信誉的破产，股民信心丧失，中国股市也就长期一蹶不振。中国市场经济，由于诚信的普遍缺乏，仅仅流通环节多付出的成本每年就超过近万亿，说明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还没建立起来。
　　中国自上个世纪年代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目前的道德水准如何？按照国际排位，中国道德水准目前属于倒数之列，这当然会受到一柴些人的质疑，但当下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大面积滑坡应当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例如，中国游客在全球的糟糕的表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究其原因，仍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存在”出了问题有关。如果一方面要求普通中国人学雷锋，但另一方面，官员腐败、贫富差距严重、整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道德沦陷，学雷锋就成为一个极具有嘲讽意味的活动，而难以对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有正面意义。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意见》富有改革意味，实事求是，符合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培育和践行。“培育”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则是“践行”，这是《意见》的鲜明特色。“践行”，以笔者理解，就是建设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等。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就是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而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培育形成的最基本要素。而要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在当下中国，需要推动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创建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创建能够保障私权、限制公权的政治环境；创建能够体现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环境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并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基本遵循。而届中全会通过的具有全方位的改革决定，正是为了创建好的“社会存在”，进而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