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农民，还能再回村里吗？

　　
　　我们在成都研究的时候，当地开始搞三个集中：农村人到中心村住，或者到城镇住；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工业项目向工业区集中。这三个集中是从沿海学过去的，到底哪里学回去的？最近在上海调查，看到最早或者最早之一是上海搞起来的。
　　这是在上海的嘉定区，离现在很有名的汽车城不远的一个农村社区，是2004年做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期项目。叫农民拿宅基地来置换居住，当时就这么一个说法。1128户人家，因为农民原来每家有宅基地，集中起来住以后一共腾出来977亩土地，然后用了当初的514亩建成了一个新的小区，这个小区是有2862套房，每户人家通过置换有2。6套房，34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这个小区投资哪里来呢？就是用原来宅基地977亩减去514亩，剩下的结余的485亩当中向市场拍出来472亩土地，当时的地价还不像后来那么高，而且它是上海的远郊，靠近太仓。所以，每亩卖到70万、90万，一共两次，拍地价新修的房，农民用宅基地换到这个新的房去，这个房全部是商品性的，全部是可以随着市价变动增值，然后也可以合法转让。
　　回到地票的问题，农民把房子盘掉了进城，如果遇到金融危机再退潮怎么办，这也是决策层担心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农村实际上有很多空房子，就是没人要退回去。（如果真有人要退回去）只要（房子）能交易，总可以找到办法住下来。从物理空间上看，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我们时常思考，经济困难的人，是不是就应该退回农村去。农村是经济不稳定的蓄水池，没有经过经验检验。其实，困难的时候，城里的办法还多一些，人都聚到一起，办法就会多了。当然，总有人会退回去，如果土地、房产是可以交易的，因为每家都分到过，家庭之间可以转手，问题也可以解决。
　　我在云南看到一户门口挂着三个门牌号，我说怎么有三个门牌，他说邻居两家都被我买来了。所以，总的来说不会有问题。再有问题就不是靠房屋本身来解决，应该有低保政策，有兜底，社会安全网，城乡一体化来建设，叠加的政策来保障。
　　再回到户籍，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从成都的改革来看，到最后也麻烦。想放开但城镇居民不能去买，地震以后震垮了很多房，中央和省每户就补两万块钱，要求三年回到永久性建筑。当地就形成了联建的模式，城里人出钱，农村人出宅基地，盖小一点儿、好一点的农村救灾房，盖完以后城里人如果相中，可以成你的乡村，叫什么都可以。
　　可是联建城镇居民怎么可以在宅基地上盖房？看看都江堰朋友的办法，他们两家谈好签一个三方合同，我跟你谈好跟我联建，你出钱我出地，利益都算清楚，然后把生产队长找来，把我省下来的半幅宅基地退给集体，集体再租给那家，把两方变成三方合同，就变成不是买卖宅基地了。城镇居民不是直接买我的地，在生产队长那买一块建设用地，那块建设用地已经没人住了，因为地震震垮了，用这种办法绕。
　　这个办法毕竟很麻烦，后来成都就想了一个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整个成都市一千万人口，500万农村和500万城镇，以后没有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只有成都户口，就变成成都居民买成都居民的物业，不违背中央已有的条例。后来北京反映户籍问题是中央的事权，不能随便宣布省会城市没有城乡户口差别。但实际上天天在发生，因为当地有联建政策。
　　当然，联建政策到地震救灾结束以后就结束了，但还有挂钩政策。中国的事情有一些限制性条例，但是又开了很多先行先试的实验区，还有擦边活动，还有房契这种模式，只要不去找政府，有招有办法，啥问题都能解决，几条路都开着，来适应这么一个变化时期。城乡之间现在的流动，不是关起门来就关（得）住，一个东西流动，人口一动，相应的其他资源都要动。
　　所以，我们的判断阻挡是不住的，挡就是让它拐弯拐的多一点，法外的部分更加丰富多彩一点儿，如此而已。只要有经济需要就是挡不住的。当然我们希望不要拐来拐去，中国人都挺忙的，整天拐来拐去，两方合同为什么要签成三方合同？那就要通过正规的制度变迁，相应的政策、法律，看看能不能实施调节，让民间适合经济需要的活动顺畅的进行。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