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满元：当前中国改革“走不动”的纠结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要不断深化，体制要不断创新。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文化惯性和它的力量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笔者认为，文化惯性的内在力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外在地表现出来：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纠结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